无罪判决增多的喜与忧

毛立新

近来，各地法院宣判被告人无罪的案件不断增多。6月7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杀妻骗保”案中的被告人王洪学、王洪武兄弟宣判无罪（《南方周末》6月16日）; 6月23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谋杀案的被告人尚某宣告无罪，此前还曾对云南省环保局某处副处长施某涉嫌受贿一案判决无罪（《中青报》7月9日）;7月19日，广西高级人民法院对三名在一审中被判处死刑，发回重审后被改判死缓的杀人、抢劫疑犯宣告无罪（《新京报》7月21日）。
在反思佘祥林冤案的背景下，无罪判决案件增多，被看做是贯彻“疑罪从无”原则、注重保障人权的结果，是司法文明、进步的体现。同以往司法实践中盛行“有罪推定”、“罪疑从挂”、“罪疑从轻”相比，这确实是令人欣喜的进步。尤其值得赞赏的是，这些无罪判决，并不像杜培武、佘祥林等案件那样，是在真凶落网或者受害人“复活”后才宣判无罪的，而是在案件真伪不明、证据存有疑点的情况下作出的。
这说明，“无罪推定”、“罪疑从无”、“保障人权”等现代司法理念正在深入人心，“重打击、轻保护”、“宁枉勿纵”等传统思维日渐式微。对这些无罪判决，媒体和公众也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理解和认可，并没有看成是对犯罪分子放纵，这表明全社会的人权、法治意识也已今非昔比。
但对无罪判决不加分析，一味叫好，则是犯了简单化、片面化的毛病。因为，刑事诉讼担负着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任务，一方面要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另一方面，还必须尽可能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有效揭露、证实和惩罚犯罪。“宁可错判一千，不可错放一个”固然不可取，但倡言“宁可错放一千，不可错判一个”，恐怕也非当前社会所能承受。因而，无罪判决增多，可喜之中未必没有可忧。
分析近期的无罪判决案件，多数是因为案件事实存有疑点、证据锁链不完整造成的，即属于“疑案”。根据“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为避免伤及无辜，对“疑案”作出无罪判决，是惟一正确的选择。但需要深究的是，这些“疑案”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应当说，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可能是冤及无辜，即被告人根本没有实施犯罪;其次，可能是被告人确已犯罪，但由于主客观方面原因，使证据难以收集齐全;再次，还有可能本不是“疑案”，证据已属确实、充分，但审判人员在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上出现失误，将其误判为“疑案”。
对前两种情形，理应实行“疑罪从无”“无罪放人”。但即便如此，其中也并非没有可忧之处。不管是冤及无辜，还是放纵真凶，往往与司法人员的非法取证、失职渎职密切相关，折射出执法人员的整体素质之忧、办案质量之忧、敬业精神之忧。比如，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现象至今屡禁不止，成为制造冤案的元凶。公安机关的现场勘查率、痕迹物证提取率、利用率都不高，一些有限的关键证据往往还因办案民警责任心不强，未能及时加以提取、固定和保存，甚至有的证据还被人为丢失、毁坏，从而导致案件无法认定。对这些情形，均需详加剖析，认真反省，并启动问责机制予以倒查和追究。对第三种情形，如果是由于审判人员纠缠于案件事实的细末，或者机械、错误理解法律所致，则必须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纠正。因而，对无罪判决，不能简单地一味叫好，而应当具体分析，认真研究，有教训的要加以总结，有错误的要加以纠正，既要给被告人以公正，也要还受害人以公道。
近日，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对已经宣判无罪的“杀妻骗保”案重新进行审查，认为终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宣告无罪不当”，并已建议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见《检察日报》7月16日)这正说明无罪判决并非都是无可质疑、绝对正确。回想此案宣判之时，媒体一片赞扬之声，被视为反思佘祥林冤案的成果，从“疑罪从有”走向“疑罪从无”的典范，代表了司法理念的进步。此案最终是否会提起抗诉尚不得而知，但武汉市人民检察院能在一片叫好声中，顶着压力对存有疑问的无罪判决发难，体现出司法机关崇法护法、追求正义的可贵精神。
刑事诉讼必须在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之间维持适当的平衡。如果说冤及无辜是对正义的亵渎，那么放纵真凶也同样意味着正义的流产。为防止冤案，一定程度的放纵也许难以避免。但如果是由于司法人员失职、渎职或者疏忽、失误而放纵真凶，则属莫大的罪过，有必要向受害人和全社会作出深刻的交代。
如同面对冤案需要问责一样，面对日渐增多的无罪判决，我们在叫好的同时，有必要多一个心眼，查一查其是否“货真价实”，其中有没有执法者的失职、渎职或者疏忽、失误。否则，不管青红皂白，一味地给无罪判决捧场，难免会使“亲者痛、仇者快”，这绝非法治的福音，更无助于实现公平与正义。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