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趋同论——从《民法典草案》的人格看经济法与民法的合一

（清华大学法学院 胡颖廉 北京 100084）


摘要：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1，近代民法确实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然而，“契约精神”所导致的现代社会之诸多弊端都在预示着另一次同样进步的运动——从身份到契约，即从“抽象人格”到“具体人格”，经济法的产生便是其序曲和前奏。立足二十一世纪的起点，试图领导世界潮流的《中国民法典（草案）》的条文和其体现的精神似乎也在摒弃经典的“理性人”概念：诚实信用，社会化所有权，强制缔约，无过错责任……。基于以上思考，笔者认为，民法和经济法是不是正在趋于同一化呢？
关键词：民法典 人格 趋同论 经济法 民法

目次：
引言
一、人格：从身份到契约——近代民法的趋势
二、人格：从契约到身份——经济法的产生
三、《民法典》——介乎公法与私法？
1 侵权行为法——严格责任主义和社会责任主义
2 合同法——缔约自由的限制
3 诚实信用——人格的区分对待
结语：民法与经济法的整合

引言
民法典，人格，趋同论。三者如何联系起来，有必要先作一个解释。
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全国人大法工委将新中国第一部《民法典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提请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由此，在国内延续了近五十年的“民法法典化”运动进入了最后的实质性立法程序。
对于法工委的这份《草案》，学界反映不一，但主流观点是褒奖有嘉2。媒体上也常以"公民权利宣言书"、“社会生活的圣经"等对此进行评价。纵观《草案》的体例，我们可以发现它有如下几个特点：人格权独立成编；合同、侵权责任独立而债法总则不独立；知识产权暂不纳入民法典及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仍然保留在民法典中3。以上的每一点都是法学界，尤其是民法学界多年来理论研究的现实化，体现了较高的立法技术。而本文的基点和发散点则是其中的“人格”。
何谓“趋同”？如果从字面上理解，似乎是体现了一种过程，包含着殊途同归的意味。“趋同”在真正意义上开始具有学术价值，则要归功于近现代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正是他们提出了著名的“趋同论”。在六十年代的现代化理论派看来，所有的、或者说几乎所有的社会都在工业化的驱动下以不同的速度迈向同一终极（现代性），换言之，趋同是现代经济的要求。其表现形式有经济工业化、社会专业化、中产阶级扩大和政治民主化4。
我们暂且不去评析“趋同论”学说本身的合理性5，只是想借用它分析事物的方法——从对立中寻求统一、从对立走向统一，并通过对法律所共同关注的问题——人格的分析，尤其是通过对《民法典》起草思路的辨析，来探求民法和经济法在当代的发展趋势。
一、人格：从身份到契约——近代民法的趋势
人格，对于这个概念的论述和纷争，正如我们所知的，已经颇具规模了。事实上，在近现代民法传入中国之前，欧陆，尤其是德国的自然法学派和历史法学派学者们早已进行过旷古持久的对垒了。最终以理性人概念（或称经济人）于十九世纪屹立于各国民法之林而告一段落。
人格问题自古有之，而关于人格问题的学术争论则肇始于古希腊。在古希腊，人格是由财产的有无和多寡决定的。财产古老而深刻的意义乃是人之为人的基本条件，失去财产便意味着失去了做人的资格，如果一个人碰巧失却了它的居所这一最重要的财产，它也就几乎自动地失去它的公民身份，甚至失去了法律的保护6。所谓平等的人格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尽管学者对此多存不满，然而，正如莱昂·狄冀所说：事实就是事实。
到了罗马共和国时代，情况起初似乎没有好转。万民法所赖以确立的假想之一便是“人是有区别的”，不管现实中的具体差异何在，法律以强制的形式先天般地为每个人确定了实现追求自己利益的机会和地位。在那里，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订立契约；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私产；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为某种特定身份的主体……一切在被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思想深深感化了现代人看来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以致千年后，当历史法学派的学者们谈起这一时期的罗马法时，自然法学家要反应得如此得不自在了。
而罗马私法7之所以成为“商品生产者社会第一个世界性的法律”，就是因为它对简单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质的法律关系所作的无比明确的规定，并以此作为基础。其中之一便是确立了抽象的人格概念和人格平等原则。在当时的罗马城邦国家中，市民是相对公民而言的。作为市民，他属于自己，是一个私人，谋求个体的利益；作为公民，他身不由己，属于国家，甚至“必要时牺牲自己的利益去维护公益”8。市民为实现私人利益，而在相互交往中形成的组织和制度的总和便构成了市民社会9。市民社会便是民法产生的社会基础。
罗马帝国的衰弱和中世纪专制主义的形成，民法失去了藉以生存的土壤。整个中世纪的历史是一部宗教神学对欧洲的黑暗统治史。一切异端被残酷杀戮，身份的不平等被作为法律，更确切地说，是被作为神的意旨所确立，从而人的尊严全无。知晓这段历史的后人当然对此深恶痛绝。
而到了这个时代的后期，世俗的权威假借宗教的外衣开始萌芽，神学的裂痕，哪怕是一点点，也足以慰藉世人。尤其是十五、十六世纪，随着商业贸易的发达，地中海一带的商人阶层地位日显，并通过基尔特（guild）形成了独立于统治者意志的自身内部习惯，以及后来的习惯法（我们一般称之为古代商人法）。在这类颇为原始的交易规则中，闪耀着近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平等。无论是主体资格的平等还是机会的均等，都使得商人阶层的良性的运行机制不断发展壮大。但商品经济的局部繁荣所带来的受益者总是有限的，是产业革命的大潮才将整个社会推向“平坦的沙滩”。耶稣基督诞生后的第1776个年头，似乎是注定的不平凡，标志着工业革命的改良蒸气机和一部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巨著几乎在同一时刻出现。这便是英国人亚当·斯密所著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又称《国富论》）。斯密以缜密的逻辑和理性哲学思维为人们设计了一个精打细算，凡事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且永远也不会犯错误的“经济人”——“当人要想获得他所爱好的东西时，他也是把具有足够诱力的东西摆在别人面前，从而打动他们的利己观念。可使用以下的话来说明这个心理：‘给我所想要的东西，你就也可获得你所想要的东西。’人想望任何东西时，不是像狗一样，把希望寄托在他人的善心，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他人的利己主义10。”因此，基于利己主义的考虑，每一个具有理性的人在与他人交往时都会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利益11，他（经济人）是如此完美却又可以用来标尺每一个个别的人（至少在斯密看来是如此），以致后世同样以经济人概念作为逻辑框架基点的《德国民法典》被人们称为是一部不适合普通人的纯市民阶层的民法典。但无论怎样，高标准的平等观念还是强加给每一个人。
我们不能苛求前人，我们也不能否定历史，“存在即合理”是很有些道理的。尽管在现代人看来“理性人”的假设不仅会抹煞每个自然人的个性，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对相当部分人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确实由于天生而不可能达到理性人的标准”，但是，基于“自利”、“理性行为”和“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保证，‘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识地、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三个基本命题的经济人假说，在冲破封建囹圄的斗争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和作用是。
通过工业革命所确立的市场经济体制,为交易的自由进行提供了经济基础；代议制民主政体的建立为契约自由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人文主义的哲学思想、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和古典自然法学说为契约自由提供了理论基础，契约自由在西方得以确立12。它作为私法自治的核心内容,包括缔约自由、选择契约相对人自由、确定契约内容自由和缔约方式自由四个方面。各国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程度地在法律中确立了契约自由原则。比如法国民法典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个人社会与国家相分离：中世纪的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组织，行会、城邦，而现在组织被打破了，个人与国家之间不应该有，事实上也不再具有中间层次，于是个人主义在民法典中得以彰显——个人可以与其他个人创立法律关系，这个法律关系便是他们之间的法锁——也就是契约。这就使得人们摆脱了身份的限制,自由地参与市场竞争。
既然每个个体都被假设成了理性人，既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交易，那么他们就不应该有差别，至少不应该有太大的差别，于是就产生了抽象的人格概念。在抽象人格中，每个人的人格是平等的，而且是不考虑个人之间具体能力的差异。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所有权绝对：法律关注人与人之间财货的多寡，经济地位的高低，经营能力的差异，只要是个人在法律所允许的框架内努力追求而来的利益都受国家保护。上述运动的整体归结为一句话，那便是“从身份到契约”。
二、人格：从契约到身份——经济法的产生
正如我在上文中所论述的，整个近代的民法基本上是按照抽象人格、契约自由的模式设置的。渐渐地，这种情况就导致了一个问题。通过契约自由，人们获得了财富，但是人们之间的起点是不一样，换句话说，他们的机会实质上是不平等的，由此而导致的个人之间差异越来越大，慢慢有了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区分。而当这种差异越来越大的时候，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却越来越小，这便产生了社会动荡问题，以至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
产业和资本的集中产生了垄断（monopoly），这无需我们去论证。在这里也不必过于技术性地界定垄断及其相关概念的含义，我们只需清楚在这样的社会中财产的多寡之别已经使“两颗在同心圆上公转的行星中急剧膨胀的一颗成为大行星，而另一颗只能作为它的卫星了。”这一转变显然不是纯粹量化意义上的，寡头们凭借自己手中掌握的财富，在神圣而合法的外衣下，签订企业间垄断协议，制定格式合同，规定免责条款，弱小的消费者一旦购买了他们的产品，就像踏入了通往绿洲的沙漠——能找到绿洲固然是皆大欢喜，但路上可能发生的一切风险却都要由自己来承担。
十七、十八世纪的“物理学帝国主义”催化了理性主义的产生，自然法学派所推崇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观念深深扎根于人们心中并成为时尚。然而，这一理念的极端践行却在事实上限制了人之平等、交易之自由，俨然有自掘坟墓之嫌13。于是，法学家们不得不又一次向理论体系藉以建立的人格伸出援助之手。
我在前文中已经表达出这样一个信息，近代民法是以人格之绝对平等为基础的，这即使在今天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问题是，平等是否包含了“健全”？换句话说，健全的人格与平等的人格之间尚存有多少差距14？这是问题的关键，也是难点。依传统，权利能力（即人格）体现了人的生存价值，由于价值本身的无等级性和非量化性，权利能力也就顺理成章地平等了，但事实却是由平等推导出了不平等。可见，单纯的权利能力本身对解决这个问题是毫无帮助的，至少是帮助不大的，那就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考察。揭开一些表象，我们看到交易地位差距的背后是金钱的差距。金钱，这一人类藉以生存的重要资料，它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致于像一块磁力极强的磁铁一般将人格的航船吸离了平等的航道，人的机会不平等了，从而也就失去了人之为人最为基础的凭藉。
被法律所拟制的具有平等人格的主体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以平行的航道向共同的利益目标前行，尽管他们的运动速率可能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必然是不一样的，但在预设前提上，在他们所要经历的航程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然而财富的积累，使得某些主体的“质量”剧增，物体间万有引力的作用将他身边的其他主体拉离了航道，从而通往目标利益的途径本身变得不再平等了。这个不平等是先天的，而非主体自身能力所及的。此时，强势主体于弱者之间的任何交易关系都可能或者必然是游离于法律的边缘——却往往不会违反法律，如果全社会的关系皆是如此，那么整个社会的交易秩序就会变得极其不稳定——总是有某些人处于强势，同时有另一些人处于劣势，强者必定不会是多数，弱者则必然不在少数。这对于一个市场国家来说无疑意味着毁灭。于是，政府的角色需要转变。但由于长期的“夜警”形象，使得政府没有能力在短时期内承担起这个责任；同时，科层制的运作方式也和市民社会的传统格格不入；更为重要的是，代议制已经是间接的民主，和议会又隔了一层干系的政府往往只能代表一个阶级、阶层抑或集团的利益（尽管它表面上不这么说），而市场需要的是社会利益的忠实代表。因而，人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了国家——这个在传统观点看来是与市民社会极其对立的框架。
国家代表人们掌握最高的权力，最高的权力就是最高的意旨，最高的意旨就是宪法和法律，因此，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立法，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立什么样的法。要解决这个问题显然不是民商法所能涉猎。即使事实确是如此，也只能说是立法者的失误。那么传统意义上的行政法可以吗15？似乎也不可以。行政法对于市场的规制常常浮于事物的表象，它更多的是一种外部的制约；而这里要解决的是经济规律本身，是一种内部的引导16。同时，严格奉行“法律保留”理念的行政法不可能无端将其规制领域扩充，因此，立法不得不采用一种新的形式。
美国国会于1890年通过的《保护贸易和商业不受非法限制和垄断侵害法案》，被认为是现代反垄断法之母，这表明美国政府已不惜采取国家干预来纠正自由放任之流弊，“认识到无论是普通法还是州的立法，均不足以制止强大的托拉斯滥用经济力量的行为17”，这便是经济法的诞生。而后，在德18、日19、苏俄20等国家相继产生了类似性质的法律，尽管其中的具体原因不同，却大多是以极端手段进行利益调整，而其背后的根源是“人类在私有制登峰造极之后向社会化的回归21”。
正如前文所论及的，经济法本身及其所产生的法律关系并不突显或不注重突显政府的地位，这也是其与行政法的区别所在。在行政法中，政府位置于前台；而在经济法中，表现更加直接的是国家。在这里，政府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似乎还没有结束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实质不平等人格的利益径路在经济法的作用下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在这里，和强势主体所产生的那个“万有引力”相反的力所表示的便是一个经济法的形象的作用力，它将异化了的人格重新拉回原来的航道。如此看来，现代法上所依旧宣扬的人格的平等，和其最初意义是有偏离的，它在结果上是人为的而非天赋的。那么传统理论是否也应作一些改变呢？这是当然的。我在上文中已经介绍了斯密“经济人”的观点以及“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这里不妨将该理论的提出全然视为历史的产物。历史的演进已经使得这些理论几乎丧失了所有的现实基础。这便是具体人格的登场。于是，一场“从契约到身份”的革命开始了。
三、《民法典》——介乎公法与私法？
现代法发展的趋势之一是公法和私法的融合22，即公法中掺入私的因素，私法中具有公权力特征。其中尤为显著的是行政法和商法。在民商合一体例下的中国，在《民法典》将立的中国，我们是否也看到了这方面的影子呢？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法调节的局限性导致社会经济生活出现了“法律空白状态23”，为了满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调节的现实要求，“法律空白状态”必须填补。填补这个空白的手段，要适应现实社会调节要求的种类、程度，采用最接近的市民法的形式的各种方法。于是，民法自身作了相应的修正。
诚实信用——人格的区分对待
诚实信用原则俨然是当代民法的“帝王法则”，遗憾的是《民法通则》没有将它完整地表达出来，在《草案》中，我们看到了有关它的直接表述——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24。
诚实信用原则的实质是对自由的限制——限制自由是为了更加自由。它的核心是赋予权利公共性，确立了权利滥用禁止原则。认为权利行使也必须有界限，超出一定界限即为非法。民法因立足于私人经济生活而以个体为本位，即以社会有机体基本构成单位的个体作为它的出发点和归宿，以分别存在的个体作为支架而建立体系。民法一旦淡化乃至放弃其个体本位的传统与精神，就会出现民法的大革命，民法就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民法。在社会化的冲击下，民法的个人本位虽作了一些修正，或称为个人本位的社会化，但并未改变其个人本位的属性25。然而，尽管现代民法在本质上仍然是从个人立场出发，仍然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点，但它对于社会利益的保护似乎已不再是消极的，诚实信用原则的提出和强化要求人们不仅不能违反公共利益、社会秩序和善良风俗，更在于号召、鼓励人们积极地去维护它们，或者说，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强制”。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各级军事法院、各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各海事法院：
现将《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发给你们，请在行政审判工作中试行。在试行过程中，应注意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有何意见和问题，请及时报告我院。

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1991年5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499次会议讨论通过）

一、受案范围
1、“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有关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
2、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受案范围，公民对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作出的劳动教养的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公民对公安机关作出的强制收容审查的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公民对计划生育主管部门作出的征收超生费、罚款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3、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四）项规定“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中的“法律”，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依照立法程序制定、通过和颁布的规范性文件。
法规或者规章规定行政机关对某些事项可以作“最终裁决”，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行政机关依据这些法规或者规章作出的“最终裁决”，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4、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就赔偿问题所作的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5、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依照职权作出的强制性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6、行政机关居间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民事权益争议作调解或者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作仲裁处理，当事人对调解、仲裁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作为行政案件受理。
7、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人民政府或者其主管部门有关土地、矿产、森林等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归属的处理决定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作为行政案件受理。
8、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非职务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二、管辖
9、专门人民法院不设行政审判庭，不受理行政案件。
10、有下列三种情形之一的，即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七条中规定的“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
（1）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的；
（2）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
（3）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即撤销、部分撤销或者变更原具体行政行为的。
11、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中的“原告所在地”，包括原告的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和被限制人身自由所在地。

三、诉讼参加人
12、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提起诉讼的近亲属为原告。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13、两个或两个以上当事人对同一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是共同原告。
14、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由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作法定代表人；没有主要负责人时，可以由实际上的负责人作法定代表人。
15、在诉讼进行中，作为原告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和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的主要负责人被更换，导致参加诉讼的法定代表人也要更换时，应向人民法院提交新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书，继续参加诉讼；已进行的诉讼活动对于继续参加诉讼的法定代表人具有约束力。
16、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间内不作复议决定，当事人对原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应以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
17、人民法院在第一审程序中，征得原告的同意后，可以依职权追加或者变更被告。应当变更被告，而原告不同意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
18、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应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但法律、法规对派出机构有授权的除外。
19、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与非行政机关共同署名作出的处理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应以作出决定的行政机关为被告，非行政机关不能当被告。但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需要进行赔偿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非行政机关作为第三人参加
诉讼。
20、人民法院传唤当事人到庭，一律使用传票。
21、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中的“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是指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22、行政机关就同一违法事实处罚了两个以上共同违法的人，其中一部分人对处罚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发现没有起诉的其他被处罚人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当通知他们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23、第三人有权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对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不服，有权提出上诉。
24、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应向人民法院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书应载明委托事项和权限范围，并经人民法院审查同意。解除委托，应书面报告人民法院。
25、社会团体接受委托时，该社会团体的法定代表人为委托诉讼代理人。社会团体的法定代表人征得委托人的同意，可以指定该社会团体的成员或者聘请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
26、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对准许查阅的庭审材料，可以摘抄，但不得擅自复制。
27、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为被告，但复议机关可以委托原裁决机关的工作人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也可以依法委托其工作人员或者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

四、证据
28、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作为被告的诉讼代理人的律师，同样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
29、对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有争议的，由被告负举证责任。
30、被告在第一审庭审结束前，不提供或者不能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和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

五、起诉和受理
31、法律规定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申请复议并由复议机关作终局裁决的，当事人选择了申请复议，就不能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果当事人既提起诉讼又申请复议的，以先收到有关材料的机关为当事人所选择的机关；同时收到的
，由当事人选择。
32、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依法应当先申请复议的，当事人未申请复议就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33、法律、法规没有规定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当事人对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法实施前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是，当事人在行政诉讼法实施后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应依
法予以受理。
34、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不制作、不送达决定书，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只要能证实具体行政行为的存在并符合其他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35、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当事人的诉权或者起诉期限，致使当事人逾期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其起诉期限从当事人实际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时计算，但逾期的期间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36、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后行政机关重新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仍不服的，可以作为新的行政案件向人民法院起诉。如果行政机关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应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
项和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判决撤销，并根据第六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进行处理。
37、治安行政案件中，复议机关撤销了原处罚决定，被侵害人不服而依法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38、被侵害人或者被处罚人不服公安派出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的警告或者五十元以下的罚款裁决，向设立该公安派出所的公安机关申请复议，复议机关改变原裁决，作出五十元以上罚款或者拘留处罚裁决，当事人对复议裁决不服的，可以直接向
人民法院起诉。
39、被侵害人认为被处罚人在同一事件中实施了两种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公安机关只认定并处罚了一种行为，被侵害人如果要求公安机关处罚另一种行为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40、人民法院接到原告的起诉状，应由行政审判庭进行审查，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受理；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
41、法律、法规中只规定了对某类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以申请复议，没有规定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而行政诉讼法规定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告知当事人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
42、行政机关在一个具体行政行为中，依据不同的法律、法规分别作出不同处理的，起诉期限应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分别计算。人民法院对未超过起诉期限部分的起诉予以受理；对已超过起诉期限部分的起诉不予受理。
43、行政机关根据两个以上法律、法规作出的一个具体行政行为中，只有一项处理内容，如果法律、法规规定的起诉期限不一致，当事人起诉时，只要未超过其中最长的起诉期限，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44、行政机关就同一事实，对若干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这类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以向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并由复议机关作终局裁决，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如果一部分人选择了申请复议，这部分人就不能再向人民法院起诉，另一部分人仍可
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45、法律、法规规定，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必须经过复议才能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如果行政机关在复议决定中追加当事人，被追加的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六、审理和判决
46、当事人的一个行为同时违反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法律、法规，如果不同的主管行政机关分别依据不同的法律、法规给予行政处罚，受处罚人均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
47、行政机关就同一事实，对若干人分别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被处理的人不服，分别起诉到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况决定合并审理，也可以分案审理。
48、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又发现原告有新的违法行为，并对其进行了处理，如果原告不服新的处理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另案审理，也可以合并审理。
49、当事人申请回避，应在案件开始审理时提出；回避事由在案件开始审理后知道的，也可以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申请回避，可以口头提出，也可以书面提出。
被申请回避的人员，在人民法院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前，应当暂停参与本案的工作，但案件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的除外。
50、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回避申请，应当在申请提出的三日内，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作出决定。申请人对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决定时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被申请回避的人员，不停止参与本案的工作。人民法院对复议申请，应当在三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并通知复议申请
人。
51、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案件，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财产保全的裁定；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
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对情况紧急的，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
52、财产保全限于诉讼请求所涉及的范围，或者与本案有关的财物。
财产保全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方法。
53、被申请财产保全的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财产保全。
54、申请财产保全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
55、人民法院对控告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案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可以书面裁定先予执行。
56、当事人对财产保全或者先予执行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57、在诉讼过程中，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不予执行。在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58、被诉行政机关与受诉人民法院不在同一地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适用地方性法规时，应当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依法所适用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
59、原告无正当理由，经两次合法传唤拒不到庭的，视为申请撤诉，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况裁定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
60、人民法院裁定不准许原告撤诉，如果原告仍拒不到庭的，可以比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缺席判决。
61、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诉，原告再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原告因在法定期间内未预交诉讼费，又不提出缓交诉讼费用申请，按自动撤回起诉处理的，原告在起诉期间内再次起诉，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62、被告行政机关在第一审程序中，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如果原告申请撤诉未获准许，或者原告不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应继续审理被诉的原具体行政行为。
63、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处罚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如果对刑事责任的追究不影响本案审理的，应继续审理，并应及时将有关犯罪材料移送有关机关；如果对刑事责任的追究影响本案审理的，应中止诉讼，将有关犯罪材料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在有关机关作出最终处理后，再恢复诉讼。
64、在诉讼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
（一）原告死亡，需要等待其近亲属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
（二）原告丧失诉讼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代理人的；
（三）作为原告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
（四）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不能参加诉讼的；
（五）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
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
因本条第一款（一）、（二）、（三）项原因中止诉讼满三个月，仍无人继续诉讼的，终结诉讼。
65、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复议机关维持的原具体行政行为，复议裁决自然无效。
66、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对行政机关应给予行政处罚而没有给予行政处罚的人，不能直接给予行政处罚。
67、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被告重新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和理由部分只要改变了其中的一部分，即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条中规定的“同一事实和理由”。
68、人民法院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决撤销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不受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限制。
69、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法律文书的名称是：行政判决书、行政裁定书、行政赔偿调解书，等等。
70、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或者裁定需要参照规章时，应当写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参照××规章（条、款、项）的规定”。
71、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
（一）起诉不予受理；
（二）驳回起诉；
（三）诉讼期间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或者驳回停止执行的申请；
（四）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
（五）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
（六）中止或者终结诉讼；
（七）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
（八）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九）其他需要裁定的事项。
对第（一）、（二）项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
裁定书应由合议庭成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依法口头裁定的，记入笔录。
72、一审判决后，当事人中一人或者部分人上诉，上诉后是可分之诉的，未上诉的当事人在法律文书中可以不列；上诉后仍是不可分之诉的，未上诉的当事人可以列为被上诉人。
73、上诉状通过原审人民法院提出的，应当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当事人直接向第二审人民法院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在五日内将上诉状发交原审人民法院。
原审人民法院或者第二审人民法院收到上诉状后，应当立即通知对方当事人。
74、原审人民法院收到上诉状，应当在五日内将上诉状副本送达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收到上诉状副本，应当在十日内提出答辩状。当事人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
原审人民法院收到上诉状、答辩状，应当连同全部案卷和证据，尽快报送第二审人民法院。
75、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的审理，必须全面审查第一审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适用的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有无违反法定程序，不受上诉范围的限制。
76、在第二审程序中，行政机关不得改变其原具体行政行为。上诉人如因行政机关改变其原具体行政行为而申请撤回上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77、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的上诉案件，如认为该案应予受理，应裁定撤销一审裁定，指令原审人民法院立案受理。
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的上诉案件，如认为一审裁定有错误，应裁定撤销一审裁定，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
78、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的行政案件，原审人民法院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79、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判时，应当撤销、部分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判决维持、撤销或者变更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
80、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应当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裁定由院长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七、执行
81、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裁定和行政赔偿调解书，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
82、对于行政机关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由被执行人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受理执行。基层人民法院认为需要中级人民法院执行的，可以报请中级人民法院决定。
83、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作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执行。
84、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由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人民法院不予执行。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法律、法规规定可以由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人民法院应予执行。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行政机关依法没有强制执行权，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执行。
85、行政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时，应当提交申请执行书、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和其他必须提交的材料，如果人民法院发现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确有错误，经院长批准，不予执行，并将申请材料退回行政机关。
86、对发生法律效力的人民法院的行政判决、裁定或者行政赔偿调解书，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员接到申请执行书或者移交执行书，应当在十日内了解案情，并通知被执行人在指定的期间内履行。逾期不履行的，强制执行。
87、当事人向第一审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生效判决、裁定的期限为三个月。申请执行的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中没有规定履行期间的，从该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逾期申请的，除有正当理由外，不予执行。
88、对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由执行庭负责审查和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是自起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逾期申请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被执行的款、物，交申请执行的行政机关，人民法院依法收取执行费用。
89、人民法院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可以裁定冻结、划拨被执行人的存款或者扣留、提取被执行人的劳动收入；也可以裁定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的财产。
人民法院采取上述措施时，不得超出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的范围；被执行人是公民的，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和生活必需品。
90、人民法院裁定冻结、划拨存款或者扣留、提取收入时，应当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被执行人所在单位、银行、信用合作社和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必须办理。
91、人民法院查封、扣押财产时，被执行人是公民的，应当通知被执行人或者他的成年家属到场；被执行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通知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执行。被执行人是公民的，其工作单位或者财产所在地的基层组织应当派人参加。
92、对于查封、扣押的财产，执行员必须造具清单，由在场人签名或者盖章后，交被执行人一份。被执行人是公民的，也可以将清单交给他的成年家属一份。
93、财产被查封、扣押后，执行员应当责令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间内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执行人逾期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规定交有关单位拍卖或者变卖被查封、扣押的财产。国家禁止自由买卖的物品，交有关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收购。
94、强制迁出房屋、强制拆除违章建筑或者强制退出土地，由院长签发公告，责令被执行人在指定的期间内履行。被执行人逾期不履行的，由执行员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时，被执行人是公民的，应当通知被执行人或者他的成年家属到场；被执行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通知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执行。被执行人是公民的，其工作单位或者房屋、土地所在地的基层组织应当派人参加。执行员应当将强制
执行情况记入笔录，由在场人签名或者盖章。
强制迁出房屋被搬出的财物，由人民法院派人运至指定处所，交给被执行人。被执行人是公民的，也可以交给他的成年家属。因拒绝接收而造成的损失，由被执行人承担。
95、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执行：
（一）申请人表示可以延期执行的；
（二）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确有理由的异议的；
（三）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公民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继承权利或者承担义务的；
（四）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
（五）人民法院认为应当中止执行的其他情形。
中止的情形消失后，恢复执行。
96、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执行：
（一）申请人撤销申请的；
（二）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撤销的；
（三）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无遗产可供执行，又无义务承担人的；
（四）追索抚恤金案件的权利人死亡的；
（五）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终结执行的其他情形。
97、人民法院中止和终结执行的裁定，送达当事人后立即生效。

八、侵权赔偿责任
98、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也可以在诉讼过程中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99、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不服，可以在接到行政赔偿决定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100、行政赔偿诉讼可以适用调解，也可以直接判决维持或者改变行政赔偿决定。

九、期间
101、行政诉讼期间，从开始之日的次日起计算。期间不是以月的第一天起计算时，一个月为三十日。
102、期间的最后一天是星期日或者其他法定休假日，可以依次顺延。期间不包括在途时间。
103、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延长办案期限，应当直接报请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同时报中级人民法院备案。

十、诉讼费用
104、同一案件有两个以上原告的，由最先提起诉讼的原告预交诉讼费用；同时提起诉讼的，预交诉讼费用由原告自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决定。
105、人民法院的第二审判决一并撤销一审判决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一、二审诉讼费用均应由被诉行政机关承担。
106、人民法院判决部分维持和部分撤销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诉讼费用由原、被告双方按责任大小分担。
107、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改变其具体行政行为，原告申请撤诉，人民法院裁定准许的，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减半收取；其他诉讼费用按实际支出收取。如果原告不撤诉或者人民法院不准许撤诉的，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
108、原告或者上诉人在法定期限内不预交诉讼费用，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诉处理。
109、在行政诉讼中，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争议价额或金额的，当事人按财产案件收费标准预交诉讼费用。
110、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的案件，免收诉讼费用。

十一、涉外行政诉讼
11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或者其他人代理诉讼，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寄交或者托交的授权委托书，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
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后，才具有效力。
112、人民法院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当事人送达诉讼文书，可以采用下列方式：
（一）依照受送达人所在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中规定的方式送达；
（二）通过外交途径送达；
（三）对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受送达人，可以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受送达人所在国的使领馆代为送达；
（四）向受送达人委托的有权代其接受送达的诉讼代理人送达；
（五）向受送达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立的代表机构或者有权接受送达的分支机构、业务代办人送达；
（六）受送达人所在国的法律允许邮寄送达的，可以邮寄送达，自邮寄之日起满六个月，送达回证没有退回，但根据各种情况足以认定已经送达的，期间届满之日视为送达；
（七）不能用上述方式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六个月，即视为送达。
11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当事人，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有权在判决书、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提起上诉。被上诉人在收到上诉状副本后，应当在三十日内提出答辩状。当事人不能在法定期间提起上诉或者提出答辩状，申请延期的，是否准许，由
人民法院决定。

十二、其他
114、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外，对本规定没有规定的，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
115、本规定自1991年7月11日起试行。最高人民法院以前所作的有关司法解释，凡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一律按本规定执行。



1991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