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市河道管理办法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大同市河道管理办法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1989年9月9日大同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1990年1月19日山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河道管理机构和职责
第三章 河道整治与建设
第四章 河道保护与清障
第五章 防汛与抗洪
第六章 经 费
第七章 罚 则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河道管理，兴利除害，充分发挥河道的综合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大同市行政区域内的河道。
第三条 河道实行统一管理与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建立区域责任制。
市人民政府水利行政主管部门是全市河道的主管机关，负责全市河道的统一规划、统一管理。
区人民政府水利行政主管部门是该行政区域内的河道主管机关。
市、区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协同河道主管机关负责有关的河道管理工作。
沿河各单位按照市河道主管机关划定的河段实行区域责任制。
第四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河道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第五条 城市防洪与城市建设，应统筹规划、同步实施。
第六条 对严格执行本办法，在河道综合治理与管理上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市、区河道主管机关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二章 河道管理机构和职责
第七条 市、区河道主管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建立健全河道管理专门机构，配备专职管理人员，实行河务监理制。
口泉河、十里河、御河及其支沟，由市河道主管机关管理。
淤泥河、万泉河、饮马河、圈子河、甘河及其支沟，由区河道主管机关管理。
实行区域责任制的沿河各单位，按照市河道主管机关的统一规划，承担河道的清障、防护工程的加固维修、防洪抢险等任务。
第八条 市、区河道管理机构要确保河道、堤防工程的安全完整，充分发挥工程效益，开发利用水土资源。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河道管理的法律、法规；
（二）对河道、堤防和护岸工程进行经常性的检查，纠正违章行为，及时反映情况；
（三）及时掌握汛期的雨情、水情、工情、灾情，保证通讯畅通，做好防汛、渡汛工作；
（四）管理河道砂、土资源，按照规定向开采单位或个人征收管理费；
（五）负责河道防护设施的安全保护工作；
（六）总结推广河道管理经验，开展宣传教育工作。
第三章 河道整治与建设
第九条 河道的整治与建设，应当服从河道的综合治理规划，符合本市规定的防洪标准和其他有关技术要求。
第十条 修建开发水利、防治水害、整治河道的各类工程和穿堤、穿河、跨河、临河的建筑物及设施，须按本市规定的防洪标准设计，建设单位必须按照河道管理权限将工程建设方案报送河道主管机关，审查同意后，方可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履行审批手续。建设项目批准后，建设单位应
将施工安排告知河道主管机关。工程竣工后，河道主管机关应参加验收，不合格的不准投入使用。使用后，由建设单位负责维护，确保防洪安全。
第十一条 未经河道主管机关审查同意的已建的河道沿河工程，应向河道主管机关申报登记，由河道管理机构按河道堤防安全标准进行检查，不合格者要在限期内改建或拆除。
第十二条 护堤、护岸林木，由河道管理部门统一规划，组织营造。单位和集体营造的护堤、护岸林木，实行谁造谁管谁有，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砍伐或者破坏。
第四章 河道保护与清障
第十三条 有堤防的河段两岸堤防之间、两岸堤防及护堤地5米之内为河道管理范围；无堤防的河段，其管理范围按设计洪水位确定。
第十四条 严禁损毁堤防、护岸、闸、坝、洪水位桩等水工建筑物和防汛、水文观测、测量等设施。
第十五条 河流的故道、旧堤、原有工程设施等，未经市河道主管机关批准，不得填堵、占用或拆毁。
第十六条 向河道排放污水、废液必须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规定标准，在向环保部门申报之前，应征得河道主管机关的同意。
第十七条 严禁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下列活动：
（一）倾倒矿渣、煤矸石、泥土垃圾等废弃物；
（二）建房、开渠、打井、挖窖、葬坟、修建围堤、种植高杆作物；
（三）烧制土焦、加工预制构件、摆摊设点和开展集市贸易活动。
第十八条 未经河道主管机关批准，禁止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取土、爆破、钻探、挖筑鱼塘、考古挖掘和在河滩地开采地下资源、堆放物料。
第十九条 对河道管理范围内的阻水障碍物，按照“谁设障、谁清障”的原则，由河道主管机关提出清障计划和实施方案，责令设障者限期清除，逾期不清的，由河道主管机关组织强行清除，清障全部费用由设障者承担。
第五章 防汛与抗洪
第二十条 本市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河道和参加防汛、抗洪、抢险的义务。
第二十一条 防汛工作应当贯彻集中领导、统一指挥与区域责任制相结合的原则，所有驻地单位都必须服从防汛指挥部的统一调度，听从指挥。
第二十二条 在汛情紧急的情况下，对一切影响泄洪的建筑物及各类设施，市防汛指挥部有权作出紧急处理决定；在其管辖范围内调用所需的物资、设备和人员，事后应当及时归还或者给予适当补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妨碍和阻挠蓄洪、分洪和滞洪命令的执行。
第六章 经 费
第二十三条 河道堤防岁修费，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分别由市、区财政负担，列入市、区年度财政预算。
第二十四条 受益范围明确的堤防、护岸、排涝工程，其修建、维护、加固、岁修费用，按“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由受益范围内的单位承担。专为保护某一企业修建的防洪、排涝工程，由该企业投资。
第二十五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取土，须按照批准的范围和作业方式进行，并向河道主管机关缴纳管理费。收费的标准和计收办法，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凡对堤防、护岸和其他水工程设施造成损坏或造成河道淤积的，由责任者修复或清淤，一切费用由责任者承担。
第二十七条 市、区河道主管机关收取的各项费用，用于河道堤防工程的建设、管理、维修和设施的更新改造。结余资金可以连年结转使用，任何部门不得截取或者挪用。
第二十八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组织堤防保护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义务出工，对河道堤防工程进行维修和加固。
第七章 罚 则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下列条款的，市、区人民政府河道主管机关除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外，可以单处或者并处警告、罚款：
（一）阻挠河道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视其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九条第七项之规定予以处罚；
（二）损毁堤防、护岸、闸、坝、洪水位桩等水工建筑物和防汛、水文观测、测量等设施的，承担修复和赔偿责任，并处警告和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三）未经市河道主管机关批准，擅自填堵、占用或拆毁河流的故道、旧堤、原有工程设施的，除责令其采取补救、恢复原状外，并处警告和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四）未向环保部门申报批准和未经河道主管机关同意，向河道排放污水、废液的，除缴纳排污费外，还须承担治理、赔偿损害的责任和法律规定的其他责任；
（五）向河道管理范围内倾倒矿渣、煤矸石、泥土垃圾等废弃物的，除责令其清理外，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六）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房、开渠、打井、挖窑、葬坟、修建围堤、种植高杆作物的，除责令其补救、恢复原状外，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七）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烧制土焦、加工预制构件、摆摊设点和开展集市贸易活动的，处1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八）未经河道主管机关批准，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取土、爆破、钻探、挖筑鱼塘、考古挖掘和在河滩地开采地下资源、堵放物料的，除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限期清理外，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以上各项罚款，应全部上缴同级财政部门。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造成经济损失的，由责任者负责赔偿；对有关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接受复议申请的人民政府，须在接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二个月内，作出复议决定；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二条 河道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营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市人民政府水利行政主管部门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之日起施行。
1990年1月19日
论纪律程序中法律定性的变更问题
何志远
澳门大学中葡翻译学士、中文法学士、葡文法律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
澳门公共行政体系内所有公务员及服务人员均受纪律制度约束，换句话说，公务员及服务人员必须对本身作出之违纪行为向上级负纪律责任；而违纪行为是指作出违反一般或特别义务的过错事实，上级针对下级的过错事实而提起的程序称为纪律程序，目的是对下级的违纪行为作出追究，故纪律程序是一种管理公务员行为的手段。在纪律程序中，自控诉书作出一刻起，违纪事实及应作出的处分便确定下来，嫌疑人此际便可针对违纪事实及处分作出有效的反驳；然而，在作出最后决定(decisão final)时，命令展开纪律程序的实体可否在未通知嫌疑人的情况下，以控诉书所载事实为基础而随意更改拟科处的处分？倘可以更改，是否必须遵循辩论原则？这就是本文拟讨论的问题。
二、纪律程序的法律性质
从职能性质角度来看，大致上可将澳门公共行政体系内的公务员〔1〕分为文职人员及军事化人员，他们分别受不同的纪律制度约束，经十二月二十一日第87/89/M号法令核准之《澳门公共行政工作人员通则》所规范的对象是各行政机关的公务员及服务人员，且候补适用于军事化人员〔2〕，故该通则属一般制度；而经十二月三十日第66/94/M号法令核准之《澳门保安部队军事化人员通则》则仅适用于保安部队的军事化人员，因此属于特别制度。
上述两部通则在纪律事宜方面的条文及所奉行的法律原则均源自刑事法例，刑事法例所规定的加重情节、减轻情节、阻却情节、责任的排除与解除、提起程序的时效、保障嫌疑人权利等机制均一一在纪律程序流程中得以体现。然而，纪律程序是一个独立于刑事诉讼程序的程序，换言之，每当在纪律程序的调查阶段发现有关事实触犯了刑法，则不妨碍以该等事实为依据提起刑事诉讼程序。
三、法律定性变更与嫌疑人权利的保护
一）法律定性变更的可行性
在对纪律程序作了初步介绍后，现进入本课题的讨论焦点：第一，在纪律预审程序结束后，命令提起纪律程序之实体在控诉书所载的事实维持不变的前提下，可否变更控诉书所载事实的法律定性(qualificação jurídica)？第二，如可以更改，是否必须通知嫌疑人及听取嫌疑人的意见？综观上述两大通则所规定的纪律制度，对此问题均没有规定；根据经八月三日第 39/99/M号法令核准之《民法典》第9条第1款的规定，法律无规定之情况，由适用于类似情况之规定规范〔3〕。一如所述，纪律制度的精神系源自刑事法例，再者，按照终审法院二零零零年二月十六日第5/2000号合议庭裁判的精神，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刑事诉讼法例可类推适用于《澳门公共行政工作人员通则》中所定的纪律程序。
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基于审检分立原则，法院的审理权力范围由作出控诉（或起诉）一刻起便确定下来，控诉批示或起诉批示所载的事实就是审理的标的。对于在控诉书所载事实不变的前提下，可否变更该等事实的法律定性这一问题，葡萄牙法学界对此意见不一，尚未完全达成共识。1929年《刑事诉讼法典》第447条规定：“法院可对嫌犯被控诉的违法行为科处不同于起诉批示的处罚，即使科处更重的处罚亦然，但仅以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系载于起诉批示或等同者的事实为限。”当时的立法者取向是法院可对载于起诉批示的事实的法律定性作出变更（即使是对嫌犯不利的变更），BELEZA DOS SANTOS支持上述论点，他指出：“大家要清楚知道，对于起诉批示所载的事实的法律定性，终局判决具有自主性的原因。只要该等事实系载于控诉书内，嫌犯是可以对该等事实作出防御；并非以未载于控诉书内的事实控诉嫌犯而令其吃惊……因起诉批示的事实的错误法律定性而使嫌犯受益是不合理的，同样，约束法官对事实的法律定性的自由亦是无稽。”〔4〕然而，在学理上有多方意见认为该规定违宪，G.MARQUES DA SILVA认为如果嫌犯被一条有别于起诉批示所指的法律指控，而没有机会就该法律的适用而陈述事实及法律上的理由时，意味着审检分立原则及辩论原则遭到严重破坏。
然而，1987年《葡国刑事诉讼法典》及1996年《澳门刑事诉讼法典》没有类似于第447条的规定，1996年《澳门刑事诉讼法典》只规范了事实的变更(alteração de factos)问题，没有对法律定性的变更作出明确规范：
“第一条
（定义）
一、 为着本法典之规定之效力，下列各词之定义为：
……
ｆ）事实之实质变更：引致将一不同之犯罪归责于嫌犯或引致可科处之制裁之最高限度加重之事实变更；
第三百三十九条
（控诉书或起诉书中所描述事实之非实质变更）
一、 如在听证过程中得出结果，使人有依据怀疑发生一些事实，其系对案件之裁判属重要，但在起诉书中未描述，又或无起诉时，在控诉书中未描述，而对起诉书或控诉书中所描述之事实不构成实质变更者，则主持审判之法官依职权或应声请将该变更告知嫌犯，并在嫌犯提出声请时，给予其确实必需之时间以准备辩护。
二、 如变更系因辩方所陈述之事实而产生，则上款之规定，不适用之。
第三百四十条
（控诉书或起诉书中所描述事实之实质变更）
一、 如在听证过程中得出结果，使人有依据怀疑发生一些事实，其系在起诉书中未描述，又或无起诉时，在控诉书中未描述，而对起诉书或控诉书中所描述之事实构成实质变更者，则主持审判之法官将该等事实告知检察院，该告知之效力等同于提出检举，以便检察院就新事实进行追诉；在正进行之诉讼程序之判罪上，不得考虑该等事实。
二、 如检察院、嫌犯及辅助人同意就新事实继续进行审判，且该等事实并不导致法院无管辖权，则上款之规定，不适用之。
三、 在上款所指之情况下，应嫌犯之声请，主持审判之法官给予嫌犯不超逾十日之期间以准备辩护，并在有需要时将听证押后。”
这样，葡国法律界对于法律定性变更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G.MARQUES DA SILVA〔5〕认为条文只规范了事实的实质或非实质变更，故不能作出法律定性的变更，但该作者有所保留，认为如果法律定性的变更不会影响嫌犯对行为不法性的认识，即规范之间存在特殊关系，则可作出变更，但须给予时间进行答辩。而FREDERICO ISASCA〔6〕及 A.Q.DUARTE SOARES〔7〕一致认为新《葡国刑事诉讼法典》没有规范法律定性的变更，故可随意变更。MARIA JOÃO ANTUNES〔8〕认为该漏洞应透过类推适用事实之非实质变更的规定填补，以便有效保护嫌犯的辩护权；TERESA BELEZA〔9〕亦持同一见解，她指出《葡国刑事诉讼法典》的行文将事实之非实质变更与法律定性之变更作出了逻辑上的区分，并进一步建议在《葡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58条〔10〕增加一款关于类推适用的规定，最后葡国立法者采纳上述观点，透过八月二十五日第59/98号法律修改《葡国刑事诉讼法典》，在第358条增加一款：“当法院变更控诉或起诉批示所载的事实的法律定性时，第一款的规定相应适用之。”这样便解决了学理上及司法见解上对该问题的争论。
然而，1996年《澳门刑事诉讼法典》并没有跟随葡国作出相应修改，故漏洞依然存在。澳门司法界倾向于MARIA JOÃO ANTUNES的做法，以类推适用事实之非实质变更的规定填补漏洞〔11〕，理由在于法律定性之变更在性质上是属于非实质性的变更，因为最终是以控诉批示或起诉批示所载的事实为依归对该等事实给予不同的法律定性；此外，事实的实质变更的情况与法律定性之变更的情况格格不入。因此，1996年《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第339条第1款的规定类推适用于法律定性之变更的情况〔12〕。
二）嫌疑人权利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