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死刑存废到司法改革－2010/10/26北京师范大学“关注死刑改革论坛”演讲词摘要
一、引言
近期台湾司法改革议题讨论热烈，其力度之大，使得短短一年间，从”法务部长”、”检察总长”到”司法院”正副院长等司法高层相继去职；力度之强，可以见诸上个月有数万民众，且多为平日不易出门参与群众运动的妇女、青年，为抗议法院判决与社会脱节，加入了所谓”白玫瑰”运动，集体示威游行。同时，预期台湾此番司法改革议题，将随着相关问题的陆续浮现，逐步炒热到2012年台湾最高领导人的选举。换言之，即司法改革的成败，可能牵动马英九连任与否，进而影响两岸关系，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今日个人有幸有此机会，从刑事司法出发，向各位报告台湾司法改革的问题。除可帮助大家了解台湾刑事司法现况外，也希望藉此与同为法律人的各位，从中一齐来反思与检讨。首先从关系台湾司法改革的几件大事回顾谈起。
二、近期台湾司法大事纪
2008年台湾执政党再次轮替，自检方声押台湾前最高领导人，全面审理相关弊案后，刑事司法相关议题逐渐获得了重视。包括重罪羁押对人权的妨碍、法院并案分案的合法性、辩护律师庭外操作证据与被告言论应否设限等。但据我观察，其焦点仍只集中于高层犯罪问题，关注者也多限于城市中产阶级或精英知识分子，对司法之于一般大众权益的影响，尚少见讨论。真正引起广泛大众注意司法改革，应该说是从死刑存废的争议开始。
争议直接触发点，是台湾国民党”立法委员”吴育升在2010年2月22日提出质询，质问政府何以4 年来从未执行死刑。时任”法务部长”的王清峰女士直言表达其保护死刑犯生命权的立场，坚持任内绝不批准任何一件死刑执行，遭致各界强烈批判。2010年3月11日王请辞获准。续任部长曾勇夫于2010年4月28日签署了张俊宏、洪晨耀、张文蔚、柯世铭4名死刑犯的执行令。随着4月30日的4声枪响，台湾从2006年起持续4年多的死刑执行暂停纪录也被打破了。
死刑存废在台湾，争论超过半个世纪，未有定论。尽管最高领导人、司法行政机关首长们不只一次宣示”人权立国”、”朝向废死”的政策立场。历年来并有若干配套修法的举措，例如如删除绝对死刑、延长提高数罪并罚执行上限，合并刑期从20年，提高为30年、假释条件严格化与提高假释门坎，将现行无期徒刑执行逾15年得假释之规定提高至25年。以期在废除死刑完成前，以无期徒刑替代死刑，或提高法官在刑罚选科上，以无期徒刑与较长的有期徒刑来替代死刑的动机。废死在台湾，可说只差临门一脚，即仅需再通过无假释适用的无期徒刑以替代死刑，与删除死刑有关规定，即可大功告成。但因民意多数反对废死（63％－76％），与政治选举频繁，在民意至上的现实压力下，短时间内废除死刑的政策目标恐难完成。
台湾大众的讨论，最初落在检讨死刑废除的公平性上。尤其当惨绝人寰的犯罪手段、受害人及家属的激烈控诉、对犯罪被害保护不周、部分执法人员实际经验等，一再于媒体批露后，废除死刑的主张与言论受到了抑制。
但终究，台湾是个自由开放社会，面对公共议题，群众也多是客观理性的。在激情过后，对于死刑争议，逐渐进入了更深层的讨论，即司法审判的公正性上。毕竟，死刑的无法回复性，一直是废死的有力理由。特别即将面临持续要执行的死刑案件，大众开始深思，刑事司法审判是否公平，其中有无发生冤错案件，造成”体制杀人”的可能。
持平而论，台湾从立法、侦查、审判到执行，对于判处死刑案件，极为慎重，并设有重重监督、纠错的机制。这包括了一、立法上，已先把判处死刑数目较多的《惩治盗匪条例》废止。又删除了绝对死刑。虽现行条文，规定可科处死刑之罪，仍有61种、52条之多。但其中真正适用者很少，多集中于严重暴力犯罪，如台湾《刑法》第226条之1强制性交猥亵等与杀人重伤害之结合犯罪、第332条强盗与放火强制性交掳人勒赎故意杀人结合犯罪、第348条掳人勒赎与故意杀人强制性交结合犯罪；二、对一般死刑上诉案件，台湾法院认为，因死刑乃重典极刑，除罪证明确外，被告是否”事后无悛悔实据”、确实已无法”教化迁善”、”再社会化”，必须”与社会永久隔离”等，均应为判刑时的斟酌重点。实务上，对二审判处死刑案件的第一次上诉，”最高法院”即予驳回因而判决确定者极少。多数二审判处死刑案件，经常被”最高法院”撤销发回更审，甚至有发回更审达十余次之多者；三、死刑属强制辩护案件，均有律师或公设辩护人为被告辩护；四、死刑属强制上诉案件，不论被告是否上诉，判处死刑案件均应依职权移送上诉，在台湾三级三审制的架构下，都由”最高法院”判决定案；四、”检察总长”在判决确定后，如发见该案件之审判违背法令，还可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诉；五、死刑的执行权，基于三权分立制衡，防止法官专擅，划归司法行政机关，非由审判法院行使。其结果是，每年死刑执行数目很低，2006年暂停死刑执行前，每年死刑执行数目均在个位数，如2001年有10人、2002年有9人，2003年有7人，2004年仅有3人，2005年2人。从而理论上，台湾死刑冤错案件发生机率甚微。
尽管如此慎重，但经过搜寻，仍有两个明显冤错的死刑案例：其一为嘉义县男子黄志成被指控强盗、杀害前台南市教育局社教课长，一审及二审以及6次更审，都判黄死刑，直到更七审宣判时，始改判无罪。审理期间共被判8次死刑，羁押长达3386天，一再徘徊死亡边缘。2008年获判无罪确定，黄得到新台币16930000元的冤狱赔偿，创下赔偿金额的最高纪录。另一例是， 1996年台湾空军士兵江国庆，被认定犯下凌虐杀害福利站员工5岁幼女重罪，来年即遭军法起诉审判，进而枪决。但台湾”监察委员”调查后发现，该案侦审过程违反程序正义、侵害基本人权，且有新证据，故于2010年5月12日通过纠正”国防部”案，要求本案提起非常上诉与再审，并继续侦办。
当上述这种冤错的案例，与其他因不当侦讯手段、检察官滥用职权、无效率的诉讼流程等，导致误判、延宕羁押、长期未获平反的刑事案件，经媒体持续追踪发掘后，在台湾社会，遂引起很大的回响。毕竟不单是犯罪者，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司法不公的牺牲品。台湾大众纷纷质疑，我们的司法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公正的审判机制为何会失灵？
争议还未终止，不料 7月13日负责侦办高层贪污案件的”最高法院检察署特侦组”，在新任”检察总长”黄世铭指挥下，又强力出击，将涉及贪渎的高等法院三名法官、一名检察官提讯后即向法院声请羁押禁见获准，后续又搜索了高等法院法官，为台湾司法改革议题，再度投下了一?震撼弹。
报导中，这批法官的贪渎与生活不检，其肮脏丑陋，令人惊讶，如叫他人代写判决、长期不上班、在外结交红粉知己、不务正业收藏骨董、豪宅内召妓等。对此，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率先发难，直接点名有权监督处理法官操守的的”司法院”院长立刻下台，连带地副院长也因个性较为保守消极，故此两人均获准请辞。
然而，比起法官腐败，更令群众不满的，是法官认事用法僵硬机械，只死守法条判例，不知变通，故产生判决与社会观念严重脱节，即俗称”恐龙法官”的问题。
依台湾《刑法》，审理未满14岁之男女遭性侵时，如果被告“违反被害人意愿”，应适用第221条强制性交罪，并以第222条第1项第2款加重其刑（加重强制性交罪）。 若“未违反被害人意愿”，则以第227条第1项（对未满14岁男女性交罪）论处。刑罚重轻程度有别，故”有无违反被害人意愿”的确定，成为台湾法官审理该类性侵案件时，法律适用与刑罚重轻的关键。
根据已批露的信息，有部分7岁以下女童，因不能完整记忆被性侵害的情节，或不能清楚证明曾经表达拒绝性交的意愿，导致被告受轻判甚至无罪。这引起了广大家长与妇幼保护团体们纷起挞伐，认为既属幼童，如何苛求其能完整清楚记忆与表述？法院如此判决，将直接导致犯罪者逍遥法外。网络上，曾号召到超过30万人表达抗议。虽说台湾”最高法院”刑事庭法官会议迅速做成决议，宣布凡性侵”7岁以下”幼童，一律认为是违反幼童意愿，须依加重强制性交罪重判7年以上徒刑。但众怒难平，仍有数万人加入首述的”白玫瑰”运动。
至此，台湾司法改革的迫切可说已到不容再敷衍拖延的地步。上述恰好发生在今年内的重大事件，除清楚表达民意要求外，也反映出了司法改革的初步方向。那就是司法工作人员的操守与法院裁判质量两条路线。至于司法改革所要达成的目标，也非常明确，那就是建立人民对司法的信赖。
三、台湾司法改革的规划与进程
（一）经验检讨
自从90年代初以高新武为首的新竹地检署部分检察官，为台湾司法改革开了第一枪。其后1999年7月召开的”全国司法改革会议”，可以说是台湾当局响应社会对司法改革要求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举动。经过各界深入研讨，该会共达成了32项结论。这32项结论又代表了32种决定施行的新制度。当时希冀达成的优先目标，不外乎改善裁判效率与强化人权之保障。
几年来落实成果极多，尤其在刑事诉讼制度上，透过修法，已完成例如：一、采改良式当事人进行主义，控辩攻防武器对等，控方要负绝对举证责任，力行无罪推定原则；二、采令状主义与法官保留：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拘提或逮捕到场者，应实时讯问。侦查中经检察官讯问后，认有羁押之必要者，应自拘提或逮捕之时起24小时内，叙明羁押之理由，声请该管法院羁押之。未经声请者，检察官应即将被告释放。侦查中检察官认有搜索之必要者，应以书面记载事项，并叙述理由，声请该管法院核发搜索票。司法员警官因调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搜集证据，认有搜索之必要时，报请检察官许可后，向该管法院声请核发搜索票。通讯监察书，侦查中由检察官依司法警察机关声请或依职权以书面记载事项，并叙明理由、检附相关档，声请该管法院核发；三、采严格证据法则：未经合法调查之证据，不得作为判断之依据。被告之自白，非出于强暴、胁迫、利诱、诈欺、疲劳讯问、违法羁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与事实相符者，得为证据。检察官必须证明被告自白乃出于自由意志；四、辩护权绝对尊重：被告、犯罪嫌疑人、受调查者不论何时，不分案件，得随时选任辩护人。辩护人与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接见通讯自由，不必事先审批、接见通讯不被监听等等。

上述种种改进，对保障人权言，意义十分重大。目前刑讯逼供、羁押取供、有罪推定等现象，在台湾司法环境中几乎完全绝迹。连带地犯罪定罪率也因而降低，成罪困难，但同时也有诉讼久延的副作用。
但据台湾权威的”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公布2008年第2次社会意向调查。在司法议题部分，多数的民众表现了对于司法体系的不信任。当问到整体法律制度是否公正方面，有51％的受访民众表示法院的判决是不公平的。问到法律是否已充分保障人权，则有59％的受访民众认定法律还不能充分保障人权。
若按个人的解读，这份调查结果，并非表示10年来台湾在司法改革上毫无进展，应该说前10年的改善，多集中在保障人权方面。在人权保障上，台湾早已建立共识，确立价值，并无太大疑虑。基此，台湾民众对自身司法的要求又进一步有所提升，期待司法改革的方向也有所转移。只能说，现有台湾司法体制还不能切合满足百姓的期待与需求。这个期待与需求，包括了司法工作人员的操守，要有如同”皇后贞操”一般不容怀疑的高度廉洁；法院裁判质量要具备高度的公正、精确与效率。
（二）近期规划与成果
以下将台湾近期司法改革的规划与成果，分对人、对事两方面加以分析检讨，并对台湾司法改革前程，提出愚见－
1、对人（司法工作人员操守）：
（1）规划与成果
司法腐败问题，在台湾虽不算严重，历来因腐败问题被起诉判决确定而遭撤职的司法工作人员，据我所知，不超过5人。但认真探究其中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因法官在台湾社会地位崇高，待遇优厚，享有终身保障，有利其洁身自爱外。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司法贪渎，具有高度专业性，侦搜不易，取证困难；加上司法人事网络复杂，司法工作人员彼此关系密切，有所谓”官官相护”问题，导致司法腐败向来有极高的”犯罪黑数”，一般定罪比例不高。
针对此问题，台湾前几年仿效美国”水门案”设特别检察官的作法，增修了《法院组织法》第 63之1 条，于”最高法院检察署”设立特别侦查组，职司下列案件：一、涉及正、副最高领导人、五院院长、部会首长或上将阶级军职人员之贪渎案件。二、选务机关、政党或候选人于正、副最高领导人或”立法委员”选举时，涉嫌全台的舞弊事件或妨害选举之案件。三、特殊重大贪渎、经济犯罪、危害社会秩序，经”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总长”指定之案件。起诉司法工作人员贪渎，属于特殊重大贪渎案件，即归由”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总长”指挥特别侦查组职掌。该”检察总长”又由最高领导人提名，经”立法院”同意后出任，有一定民意基础，并享受任期保障。所以提升办案层级，赋与’检察总长”重权，目的就在期待其能无后顾之忧，充分地摘奸发伏，以避免”官官相护”的羁绊。第2任”检察总长”如前述，发动”正己项目”，声押搜索法官、检察官，可说是初步符合了制度设计目的。
另外，尚在研拟中，争议较大的是《法官法》草案。该法中所设”法官退场机制”，被视为是一淘汰贪污司法工作人员与”恐龙法官”的利器。现行制度下，法官淘汰与公务员惩戒制度相似，于”司法院”议决惩处法官后，必须先交由”监察院”弹劾，再移送’司法院公惩会”审议通过撤职。但多年实际运作下来，罕见有法官被淘汰出局。《法官法》草案改由”司法院”内新设立的”评鉴委员会”议决，送交”监察院”弹劾，再送交”公惩会委员长”及4位法官组成的”司法院职务法庭” 审议通过惩戒，最重可以撤职，被惩戒的法官亦无法领取退休金。特别的是，《法官法》草案明订，评鉴委员会成员11位中，审检体系外的律师、学者及社会人士占了8位，即全部评鉴委员人数2/3以上，审检代表仅有3人。所以引进外部力量，目的也在防止”官官相护”。另据了解，《法官法》草案固有可能在今年通过。惟如延误立法，台湾在野党已宣布将另推动《法官检察官评鉴法》，主张体制外设立独立的评鉴基金会，对法官除了进行个案评鉴，也针对问案态度、品德操守等，进行一般性评鉴。评鉴结果将公布社会，并送交”司法院”及”法务部”处理。
（2）个人观点
司法腐败既属智能型犯罪，黑数较高，有如一滩污水。故处理司法腐败，应如同治理污水一样，设有排水、清源、监控三道完整机制，方能竟其全功。法官淘汰或退场，充其量只具备其中一道排污的功能。
个人以为，在维持审判独立原则下，配套制度还应包括：
一、清源机制：适度放宽法官来源，广纳优良律师、学者参与法官检察官团队；落实公民参与司法，实施参审制，包括平民参审与专家参审。这方面德、日、韩、甚至大陆人民陪审员的优良实践经验，台湾均可加以仿效。至于台湾部分人士推动，所谓体制外独立的评鉴机制，个人认为既抵触了三权分立原则，侵犯审判独立，也可能有舆论干预判决，产生”第四审”等严重的问题，况且并无坚强的理论与实践基础。放宽法官来源与实施参审，既不侵犯现任法官的独立办案空间，又可同时减少法官滥权武断。
二、监控机制：若与大陆《刑法》，尤其是第7次修正后相比，台湾关于贪污治罪的立法，不够严密。对中介贿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无论《刑法》或特别刑法都欠缺完整有效的定罪条款。严密贪污治罪的立法，加上马英九早先宣示将仿香港成立的”廉政署”，都属于个人主张监控机制的重要环节。目的即在司法工作人员”头上悬刀”，藉心理强制，对司法人员发挥监控功能，使之不敢贪、不能贪。
2、对事（法院裁判质量）：
（1）规划与成果
重大案件久拖不决，一直是台湾刑事诉讼上的头痛问题。成因也很复杂，部分是因早期侦查科技较落后，采证原有缺失，导致事实审理困难；部分是因不法搜证，被告履为抗辩翻供，导致法院不敢轻率结案；部分则是因诉讼资源分配失当，导致程序进行无效率。何况，台湾刑事诉讼法并未设个案审判最长期限，过去重罪的延长羁押次数也无限制规定，较为繁杂的案件往往拖延10多年、20多年，还无从确定，人犯也可能连带地被长期羁押。以所谓”一人在押，十人在途”的观点，重大刑事案件久拖不决，可以说不仅是程序经济、诉讼资源浪费与否的问题，更是对被告、被害人、包括其家属亲友精神与身体的一种长期折磨。
举其中最有名，被写成《流浪法庭30年》一书出版，轰动全台的1979年第一银行押汇舞弊图利案为例。该案历经1、2审与发回高院12次更审，最后2007年”最高法院”才以”罪证不足，再无更审实益”为由，驳回检察官的上诉，前后折腾近30年，案件始告确定。被告一银前副理张国隆、前襄理柯芳泽、林泰治均无罪定案。本案会拖延如此之久，除了因当年第一银行遭到诈骗的押汇金额，高达880万美元，国库损失巨大，使法院不敢轻易审结。另外原因之一，是当年第一银行为了不让案情向上发展，因此选择性提供数据给检调，不利于总行的公文一概隐匿，使得事实难以厘清，直到银行领导更换，机密档曝光，被告才有机会获得平反。
针对重大刑案严重延滞，为保障人民刑事诉讼上受迅速审判的权益，2010年9月1日起，台湾施行新通过的《刑事妥速审判法》。其立法重点在于：一、限制审判中之羁押期间与延长羁押次数：第5条规定：法院就被告在押之案件，应优先且密集集中审理。审判中之延长羁押，如所犯最重本刑为死刑、无期徒刑或逾有期徒刑10年者，第一审、第二审以六次为限，第三审以1次为限。审判中之羁押期间，累计不得逾8年。前项羁押期间已满，仍未判决确定者，视为撤销羁押，法院应将被告释放。二、以减刑换取严重延滞刑案的被告不上诉，以利确定。第7条规定：自第一审系属日起已逾8年未能判决确定之案件，除依法应谕知无罪判决者外，经被告声请，法院审酌下列事项，认侵害被告受迅速审判之权利，情节重大，有予适当救济之必要者，得酌量减轻其刑： 一 、诉讼程序之延滞，是否系因被告之事由。二、案件在法律及事实上之复杂程度与诉讼程序延滞之衡平关系。三 、其他与迅速审判有关之事项。三、对多次发回更审案件，有条件的限制上诉第三审，以利确定：第8条规定：案件自第一审系属日起已逾6年且经最高法院第3次以上发回后，第二审法院更审维持第一审所为无罪判决，或其所为无罪之更审判决，如于更审前曾经同审级法院为2次以上无罪判决者，不得上诉于最高法院。
（2）个人观点
虽然《刑事妥速审判法》第1条有”为维护刑事审判之公正、合法、迅速，保障人权及公共利益，特制定本法”的明文。但我认为，《刑事妥速审判法》实重在”速”，不在”妥”，等于将”效率”价值置于”公正” 价值之上。比如说，如拖延8年未能判决确定之案件，假设是因检察官消极敷衍或法院玩忽职守之事由所导致，符合所谓诉讼程序之延滞，非因被告之事由。则被告即能因此得到减刑的恩惠，实在有违公平。个人认为，这种立法，纯属仓促妥协的产物，未来流弊争议必多。
其实，重案久拖不决，极大的因素，在于案件量大，但诉讼资源分配失当，使得重案审理效率低落。简单地说，就是新案不能断，加上旧案不易清，件件积累，导致法院无法集中精力处理重大案件。
台湾刑事案件积压，有多么严重？简单向各位报告，在检察官”原则起诉，例外不起诉”的心态下，以2004年为例，经检察官起诉而进入司法审判的案件，约为12万4千件，平均每天有340件刑事案件由检察官提起公诉。民众自诉的平均每天也有4件。更不幸的，台湾刑事审判，二审采覆审制，相同问题到二审还可再争执，故当事人通常均会上诉，检察官尤其是”原则上诉，例外不上诉”，以避免惹人非议。加上三审非严格法律审，准许上诉三审结果通常是废弃原判，发回二审更审。这么上下来回作用，每名法官手头上都至少有几十个案件，压力甚大，二审特别严重。形成上下较窄，中间较宽，有如水桶状不正常的诉讼结构。
我想正本清源的作法，不应像是采用《刑事妥速审判法》的”锯箭式疗法”。而是要从案件的”流量管制”与”处理流程”两方面来加以克服。此刻应回归正常机制，回归2005年修改《刑事诉讼法》的老思路，真正作到一审为坚强事实审、二审采续审制、三审采严格法律审，配合??嗖黄鹪V、?起?、认罪协商、简易程序等，重建”金字塔型诉讼结构”。即藉由分层分工的法定审级程序，让”小案速断、大案慎重”，彻底改进审理与结案效率。使法官能减轻负担，集中精力处理重大案件，从而避免审理该类案件的久拖不决。
（三）预测与评论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海北藏族自治州土地管理条例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1988年4月16日海北藏族自治州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1988年10月29日青海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第三章 土地的利用和保护
第四章 国家建设用地
第五章 乡（镇）村建设用地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土地管理，保护、开发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的规定，结合本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州的土地分别属于全民所有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依照法律规定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和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制度。
第三条 州、县、乡人民政府必须维护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全面规划，加强管理，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制止乱占耕地和滥用土地的行为。
第四条 州、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统一管理辖区内的土地和城乡地政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管理工作。

第二章 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第五条 下列土地属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
（一）依法确定的国有土地。
（二）城镇建设已经使用或者国家依法征用划拨给国家机关、部队、学校、国营企事业单位及集体企事业单位使用的土地。
（三）城镇居民及工矿区职工住宅用地。
（四）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集体或者个人经营使用的国有土地。
第六条 下列土地属于集体所有：
（一）农村的土地，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除外。
（二）农村村民的宅基地、自留地、饲料地、自留山。
（三）村民委员会或者农牧业生产合作社承包给集体或者个人经营的土地。
（四）乡（镇）、村企事业使用乡（镇）、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
第七条 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确定给单位或者个人使用，也可以由集体或者个人承包经营，从事农、牧、林、副、渔业生产。
国家保护用地单位和个人的土地使用、收益的权利。使用和承包经营土地的单位或者个人，应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土地。
第八条 凡属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凡属全民所有制单位、集体所有制单位和个人依法使用的国有土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使用权。
第九条 依法改变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必须办理土地权属变更登记手续，更换证书。
因买卖、转让房屋和土地上其他附着物而涉及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变更的，应同时办理土地权属变更和换证手续。
第十条 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发生争议时，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和按照行政区划，分别由州、县、乡（镇）人民政府处理。
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争议未解决之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现状，不得破坏土地上的附着物。

第三章 土地的利用和保护
第十一条 州、县人民政府应根据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原则，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报上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第十二条 国家建设、地方建设和乡（镇）村建设必须节约使用土地，可以利用荒地的，不得占用耕地；可以利用劣地的，不得占用好地。
凡占用耕地的单位和个人，均应按国家有关规定缴纳耕地占用税。
第十三条 开发资源和其他建设取土后能够复垦的土地，用地单位或者个人应进行复垦治理，恢复利用。用地单位搬迁或者撤销，由县统一组织治理利用。
凡按村镇建设规划新建住宅的，旧住宅必须拆除，有复垦条件的，原土地所有单位应进行复垦。
第十四条 承包集体耕地荒芜一年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按上年年产值收取荒芜费；连续二年荒芜的，加倍收取荒芜费，并收回承包经营权。
第十五条 各类建设用地未经原批准机关同意，连续二年未使用或者不按批准的用途使用国有土地的，由土地管理部门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收回用地单位的土地使用权，注销土地使用证。
铁路、公路沿线以及因安全防护等特殊需要，符合国家规定的留用土地，不得视为征而未用的土地。
对收回的国有土地，可有偿划拨给其他建设单位使用，也可以无偿借给农民耕种，国家再使用时，只支付青苗补偿费，不再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费。

第四章 国家建设用地
第十六条 国家建设和地方建设需要，可以使用国有土地或者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被征用土地的单位和承包经营土地的个人，应当服从国家需要，不得阻碍。
第十七条 建设单位征用土地必须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家基本建设程序批准的文件，以及设计任务书、建设项目平面布置图、地理位置图、征地协议书等，向土地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后，由土地管理部门划拨土地和核发土地使用证。
第十八条 征用土地的审批权限：
（一）征用耕地3亩以下，其他土地10亩以下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审批。
（二）征用耕地3亩以上10亩以下，其他土地10亩以上30亩以下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审核，报州人民政府审批。
第十九条 中央、省驻州各企事业单位和部队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以及国营农、林、牧场进行非农业生产建设，需要占用本单位经营农、林牧业所使用的土地，按本条例规定办理。
第二十条 建设单位征用土地，应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附着物补偿费、土地管理费。
第二十一条 征用土地各项补偿费的标准，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土地补偿费。征用耕地为该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5倍；征用草原为该土地年产值（亩产草量价值和畜产品价值之和）的4倍；征用其他土地为全村耕地平均每亩年产值的2倍。
（二）安置补助费。征用耕地，依照《土地管理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办理；征用草原、林地的，每个农牧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为该土地每亩年产值的3倍；征用宅基地、空闲地和荒山、荒地不支付安置补助费。
（三）青苗补偿费。征用耕地毁坏的青苗应按该土地的年产值给予补偿。
（四）林木补偿费。被征用土地内的树木，用材林按树种、胸径、用途分别计价；经济林按品种的经济价值及树龄分别计价。用地单位必须砍伐的，应按《森林法》有关规定报批。
（五）附着物补偿费。被征用土地内的附着物，除房屋按有关规定补偿标准执行外，其他生产、生活设施，应根据实际损失情况，给予合理补偿。
对开始协商征地方案时，抢种的农作物、树木和抢建的设施不予补偿。
第二十二条 用地单位支付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牧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适当增加安置补助费。
耕地被征用后，所在县应按国家有关规定相应减免土地单位的农业税和粮油定购任务。

第五章 乡（镇）村建设用地
第二十三条 乡（镇）村企业建设用地，必须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建设项目文件，按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审批权限办理。
乡（镇）企业建设需要使用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应按规定给被用地单位以适当补偿，并妥善安置农民的生产和生活。

第二十四条 农村专业户、个体工商户和经济联合体等从事非农业生产需要使用土地的，须持县业务主管部门批准的文件，向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审批手续。
经批准使用的土地，不得私自转让或者改变用途，并应按临时用地补偿费标准逐年给予补偿。
第二十五条 国家补助或者乡（镇）村集资兴办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需使用土地的，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按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审批权限，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六条 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使用原有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使用耕地的，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后，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按被占耕地年产值的3．5倍支付宅基地使用费；使用原有宅基地、村内空闲地和荒滩荒坡的，由村民委员会审核，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回乡落户的离休、退休、退职的干部、职工和军人建房需宅基地的，按上述规定办理。
烈士家属、残废军人、鳏寡孤独村民建住宅在规定用地标准内的，免交宅基地使用费。
第二十七条 农村村民和回乡落户人员建住宅使用土地的，按下列标准执行：
（一）农业区：占用耕地的，不得超过240平方米；占用非耕地的，不得超过300平方米。
（二）半农半牧区：占用耕地的，不得超过270平方米；占用非耕地的，不得超过330平方米。
第二十八条 乡（镇）村建设、村民建住宅和进行非农业建设而占用耕地的，国家不减免农业税和粮油定购任务，由乡（镇）村自行调节解决，或者谁受益谁负担。
第二十九条 农业户口转为城镇非农业户口的居民，原承包地、自留地由集体收回；在城镇建有住宅的，原宅基地必须交回集体。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条 在保护和开发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土地以及进行有关的科学研究等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第三十一条 征用和使用土地过程中，当事人任何一方不依法执行征地、用地协议和土地管理部门的裁决，致使对方遭受经济损失的，要赔偿损失；情节严重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二条 违反《土地管理法》和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给予处罚：
（一）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及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除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或者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外，对占用耕地的，处以该地年产值3—6倍的罚款；对占用非耕地的，处以每亩100—300元的罚款。
（二）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没收非法所得，限期拆除或者没收在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并可以对双方当事人处以其非法所得50—100％的罚款。
（三）超过批准的用地数量占用土地的，或者超越批准权限非法批准占用土地的，按本条第（一）项规定处理。
（四）土地使用权被依法收回后拒不交出土地的，除责令交还土地外，并处以每亩200—500元的罚款。
（五）非法占用、挪用、私分被征地单位的补偿、补助费的，除责令退赔外，可以并处其非法占用款额的10—30％的罚款，个人非法占有的，以贪污论处。
（六）破坏耕地或者造成土地沙化、盐渍化、水土流失的，除责令限期治理外，可处以该地年产值3—6倍的罚款。
（七）擅自在承包耕地上建房或者从事非农业生产的，责令限期复垦，并处以每平方米0．5—1．5元的罚款。
罚款上缴当地财政，用于土地的保护和管理。
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的，除按上述规定予以处罚外，并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决定；对农村村民、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行政处罚，可以由乡（镇）人民政府决定。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履
行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州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1989年1月1日起施行。



1988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