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纳税人税法上的财产权保障

高军


[摘要]在现代社会，财产权的行使负有社会义务，必须同时有益于公共利益。课税即是对财产权进行限制的最主要的方式。但财产权作为受宪法明文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要求课税权的行使必须有度，不得侵犯纳税人财产权本体，同时应保证纳税人财产的私人用益性。
[关键词] 纳税人 财产权 绞杀禁止 半数原则 最适财产权课税

　　财产权是指具有财产价值的一切权利，不仅包括以所有权为核心的物权、债权、无体财产权之私法上的权利，同时还包括公物使用权之公法上的权利。[1]在现代社会，一方面，个人人格发展的可能性，首先须触及实现个人自由不可让与的社会条件。自由实现的条件，在于拥有实体及精神上必要的物资，作为自我决定的前提。财产权作为宪法基本权保障的意义在于：为使个人不至沦为单纯国家高权的客体，确保个人在财产领域内有一定的自由活动空间，因而有自主负责地形成其生活形态的可能。因此，财产权是人格自由发展的实质基础要件。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由于人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人，而是与其他人相联系的，于群体中而存在的人，因此须对国家及社会承担相应的义务，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纳税义务。事实上，从出生时起，每个人即与国家建立了稳定的公法关系，自其有纳税能力时开始，纳税义务伴其一生，西谚“人生惟有死亡与纳税无可逃避”形象地道出了这种状态。财产权一方面作为基本人权受宪法保障，另一方面为公共利益须受限制，体现了自由法治国与社会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其协调的关键在于：税收作为国家对纳税人私有财产的一部分的无偿取得，首先是建立在对纳税人私人财产权利承认的基础上的，正是因为国家承认纳税人对其财产享有合法的财产权利，才会产生对纳税人财产的无偿取得问题。由于课税权的前提为私有财产，如税法不当限制财产权人自由，则将侵及财产权保障的核心领域。
　　一、课税是对人民财产权的限制
　　古典自然法学派对社会契约的经典阐述认为，人们之所以进入社会契约状态选择成立政府，其目的即在于“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财产，即我根据一般的名称称之为财产的东西”，[2]“保护财产是政府的目的，也是人们加入社会的目的”；“最高权力，未经本人同意，不能去取任何人的财产的任何部分”[3]这种思想后来被美国《独立宣言》的“追求生命、自由及幸福的权利”以及法国《人权宣言》所继承。从近代以来的宪法都把财产权规定为基本的人权，财产权并被理解为个人不可侵犯的人权，法国《人权宣言》中“所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即为适例。然而，随着社会国家思想的发展，财产权转而被理解为应受社会约束的权利。1919年《魏玛宪法》第153条第3款规定“所有权伴随义务。其之行使必须同时有益于公共利益”，正是表达了这种思想的典型范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宪法，几乎全部基于这种思想来保障财产权。例如，德国《基本法》第14条规定：“财产权及继承权应予保障，其内容与限制由法律规定之；财产权负有义务。财产权之行使应同时有益于公共福利；财产之征收，必须为公共福利始得为之。其执行，必须根据法律始得为之，此项法律应规定赔偿之性质与范围。赔偿之决定应公平衡量公共利益与关系人之利益。赔偿范围如有争执，得向普通法院提起诉讼”。《日本宪法》第29条规定：“财产权不得侵犯；财产权之内容，应由法律规定以期适合于公共福利；私有财产，在正当的补偿下，得为公共利益而使用之”。
　　在现代法治国、社会国，个人没有绝对的、无限制的自由，为了适合于公共福利，得以法律来限制财产权的内容。而所谓“公共福利”，不只是意味着以各个人之权利的公平保障为目标的自由国家性质的公共福利，同时也意味着以确保每个人合乎人性尊严地生存为目标的社会国家性质的公共福利。换言之，财产权除了服从内在的制约以外，还必须服从积极的目的规制（政策性的规制），使之与社会公平相互协调。[4]因此，在对财产权的诸种限制中，标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国家课税权是最普遍、最重要的方式。在自由经济体制中，经济领域的事务原则上国家将其转让于人民，而避免自己经营。国家财政需求，则强制由人民依其能力纳税而负担，课税权为租税国家中重要工具且普遍得到承认。人民纳税义务是其经济自由的必要的对价，是租税国家私有财产保护及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必要的前提，课税权是对财产权最主要的公权力干预方式，租税的课征是国民必须加以忍受的负担。[5]
　　二、作为对财产权限制的课税必须有度
　　在今日，无人会认为“财产权不得侵犯”系保障先于国家存在的不可侵犯的财产权，其重点毋宁在各种财产权须符合公共福祉，且在此范围内，由国家法律创设出。因此，应将“财产权不得侵犯”理解为，主要或纯粹是各种财产系作为私权而私有这种制度本身的“制度性保障”。这种私有财产的制度性保障，并非是保障各种现存财产权的现状，而是保障即便是立法权，亦不得消灭私有财产制度的基本部分、核心。[6]对于“财产权不得侵犯”，在日本宪法学界，通说一般理解为“第一，国民的财产权不受国家的侵犯；第二，以制度来保障私有财产制”。[7]就税收制度而言，税收是为了公共利益而通过税法来限制人民的财产权，但法律对于财产权的限制，并非可以漫无界限，而应受到不得损害私有财产性的本质的限制。透过财产权的保障，以确保人民在财产法领域上的自由，并可以自己负责的方式，安排其生活。[8]人民纳税义务在私有财产制及自由经济体制中为必要之前提，“惟租税之课征应有其界限，否则将侵蚀私有财产制度。租税负担应受财产基本权拘束，否则财产权保障将失其意义”。[9] “人民财产权利因为增进公共利益而必须有所限制，但必须有节度，否则税负高达足以产生没收人民财产之实质效果时，财产权保障即失其意义。盖公用征收尤有补偿，如许可课征极端高度之租税，则可以没收人民财产而无须补偿，岂事理之平”。[10]因此，宪法保障人民财产之功能，实不容迟至人民财产权濒临毁灭边缘，始为救亡图存之计，而应及早发挥其实际作用。因此应认为宪法对财产权之保障，不仅防止租税侵害财产权之本质，且应保证人民在纳税后，仍可拥有由其工作或财产所获取之相当收益，得凭以自行策划追寻理想之生活方式。[11]
　　三、纳税人税法上财产权保障
　　1、税源保持的要求。税收不是国家对私有财产所有权的分享，而是对财产所有权人经济利用行为而产生的收益的分享。课税权的前提是私有财产，如税收不当限制财产所有权人自由，则侵犯了宪法上财产所有权保障的核心，故课予纳税义务，不得侵犯租税客体的本体。租税国，必须仰赖国民经济支付能力供应，因此，不得摧毁其支付动机，削弱其支付能力。租税国必须尊重纳税人的纳税意愿，并保持其经济能力。否则，超过此限制，纳税意愿及纳税能力减退，则租税的源泉，势将枯竭，税收的基础，势必崩溃。[12]而就财政学的角度而言，供给学派认为，高边际税率足以妨碍薪资所得者和资本持有人的生产力，因此，该学派坚信减轻租税税率可以使国家财政回收许多收入。而鉴于拉弗曲线的理论，倘若课税权过度侵及税源，将会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在财政学上有最适赋税规模理论的提出，认为在不侵及生产工具的前提下，收取最大的税收。[13]
　　2、确保财产权的私人用益性。纳税义务的课予，同时也不能侵及租税客体的增益能力。从宪法的角度而言，一方面，宪法以促进个人自我实现为价值目标，对于个人依其才能所取得的经济上的成就，宪法采取容忍并保障的态度，以鼓励个人充分发挥其才能。个人得以保有其所得资产，无论其系基于个人努力、继承、经济整体成长或运气所获得，均享有同等的财产权保障，以避免抵销个人自由发挥之动机。另一方面，财产权保障，多视为传统自由权，少被当作所有物的确保来对待。故财产权的定义，并非指财产不受国家课税权侵犯，而是指财产权人的行为活动空间。宪法上财产权保障，目的在于确保私人的所有权秩序以及参与私经济活动的可能性，从而对税法课税内容的限制以及课税权的行使构成实质性限制。由于课税的前提在于私有财产权，如税法不当地限制财产权人自由，则侵及宪法上财产权保障的核心本质。[14]而财产权人自由，主要体现在财产的私人用益性方面。财产权保障，除确保所有权的存在外，亦应确保其原则上具有私人的用益性。如果经由租税的课征来限制所有权的利用，导致完全排除所有权人获得收益的利用可能性，亦即使所有权变成空洞的公式时，则已逾越所有权的社会义务的界限，构成不合法的征收，侵害人民的财产权保障。此外，倘若课税不仅对于所有权加以限制，而且导致私人的所有权以及经济秩序归于破灭无效时，或者课税不只是存在于参与分配，而是构成没收时，则此种租税的课征，已逾越所有权限制（社会拘束）而抵触宪法保障财产权的本质内容。[15]事实上，过高的税率侵及财产收益的私人用益性，势必影响财产权人的投资愿望并最终阻碍经济的发展。例如，上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工党执政时，“非劳动收入”被课以98%的税，几乎使拥有财富的个人没有任何投资的念头，除非把钱投资到海外。
　　3、具体的判断标准
　　在具体判断标准方面，主要涉及的是法治国比例原则在税法中的具体适用，包括“适当性原则”和“禁止税课过度原则”。“适当性原则”是指在税源选择上，税课后仍能保持，以供将来私人利用与国家课税之经济财，即“禁止没收性税课”。“禁止税课过度原则”是指国家宪法既确立私有财产权，所有人虽因公共利益而负有社会义务（即纳税义务），但不得本末倒置，因过度税课而使私有财产制名存实亡。因此，对国家课税权是否侵犯财产权，从宪法上可由两个层面来加以审查：对特定租税客体负担是否正当，以及对整体财产的税负是否合理正当。
　　（1）对特定租税客体负担是否合理正当
　　宪法保护纳税人财产权，原则上对财产权本身，国家不加以统治干预，只对私有财产的收益与交换价值，参与分配，这种分享的前提在于让财产权长期持续地保留在私人手中，作为税源。[16]例如，在租税的课征与财产的持有与利用相连接的情形，如所得税法对于所得的课税，乃就所有标的物的“使用”所产生的收益或盈余课税，并非就所有权的存在本体课税，因此其课税属于对所有权的利用可能性的限制，原则上为所有权使用的社会义务的具体表现，并不违反宪法财产权保障的精神。又如租税的课征，形式上并非与所有权的利用，而是与所有权的存在及其所有权的持有相连接的情形，由于人民可以从财产的“收益”中缴纳其税款，因此如果立法者一般性的以此种财产收益为课税前提时，则此类财产课税即不违背宪法保障所有权本体或存在的担保。[17]考察对特定租税客体负担是否合理正当，可将课税阶段依财产权表现的形态，所受宪法保障程度的不同，进行三阶段的纳税设计：财产权取得阶段、财产权的使用阶段、及财产权的持有阶段。在财产权取得阶段，财产权人因经济自由而有所增益，同时又因纳税义务而减少财产，因此对所得课税有较大的空间，从而产生对所得课税的上限问题。由于财产权的行使负有社会义务，故财产权的取得，只有在显然过度时，得以财产权侵犯视之。同样的，财产权使用阶段亦然。较有问题者，为财产权持有阶段，其原因则在于原则上财产权本身不应成为课税对象。[18]
具体适用上，例如现行所得税法对于“已实现”的收入方纳入课税，而对单纯的财产增值，尚未实现的所得，则不纳入课税，其目的即在于避免产生侵害财产权本体的效果。因为如果财产权增值尚未透过交易实现其利益，即纳入所得课税范围时，则势必迫使纳税人变卖其财产始能缴纳。另外，在因通货膨胀而虚增名目所得的情形，税法亦应有扣除通货膨胀而虚增的部分的规定，否则其所得课税即可变成实质上对于财产本体课税，而非对于其财产的收益课税。
　　（2）对整体财产的税负是否合理正当
　　在判断税法的规定是否违反宪法财产权保障精神时，并不是以具体个别情形为准，而是以对于一个理性的、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权人而言，现存的租税负担在通常情形下，是否仍然容许在经济上具有意义的利润为准。亦即是以所有权人就其所有权的利用，虽然负有租税负担，但在通常情形下，不否仍然可维持宪法所保障财产的私益性。至于具体个别情形不合理的严重税负，则应透过具体妥当的减免予以调整。[19]
　　首先，就税目之间的协调方面，我国台湾地区著名税法学者葛克昌教授认为，对个别税目在宪法上的蓝图，仅可以看出租税的部分负担，而未包能包含个人由各种税目所实际上的整体负担，因此其是否符合平等负担或过度负担，尚难以论定。宪法要求个人所负担的各种税目，尽可能表现出调和互补的作用，而形成租税分配的正义。各种税目的比重，特别是直接税和间接税的配置，原则上应反映财产权取得的自由，以及私有财产权使用消费的自由。在直接税方面，理论上固能斟酌个人的负担状态，但仍需加上大量不明显的间接税负担，宪法上基本权保障，如何得兼顾两者，显然是艰难而无法逃避的任务。[20]
其次，在纳税人负担的整体比例方面，税收的课征原则上仅能就财产的收益部分，而不能及于财产的本体，要让人民的财产能绵延不绝地积累，其收益至多一半由国家收取用于公共利益所需，其余留与个人支配使用。[21]德国联邦宪法法院Kirchhof法官从《基本法》第14条第2项规定中推论出宪法对课税权的界限。依该规定，财产权的行使“同时应有利于公共福祉”。因此财产权人在税后所保留的收益，应“至少接近半数”（所谓的“半数原则”）。因“同时”（Zugleich）一词，在德文中即有“同等”、“同样”之义。财产权的使用，虽同时可为私用与公用，但仍以私用为主，私用之利益至少不应少于公用的租税负担。换言之，对财产权行使所产生的所得课税时，其社会义务不应高于财产权人的个人利益。[22]当前，一些国家已通过立法对课税的最高比例进行了限制，例如依荷兰法，其所得税与财产税不得超过所得68%，丹麦为58%，瑞士为40%，但问题是这种纳税上限较难调查。[23]
　　除上述的判断标准外，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蔡维音运用宪法释义学方法，对财产权保护领域予以类型化，并在此基础上对所得税课税中宪法保护的法益予以层级化，从而使财产权保护领域与其对应的保护结构能清晰地呈现，并进而为课税高权侵犯财产权划定区域。具体而言，他将课税权对财产权的侵犯分为三个层级：①第一层级：课税高权绝对不得染指的部分。即所谓的“基础生存所需”部分，这一层级属于为维持生存所必需的领域，绝对禁止课税高权侵犯，属保护最强之等级。②第二层级：受平等课税原则（量能课税原则）支配的部分。这一层级针对的是超过“基础生存所需”的所得部分，它属于财产支配自由的保护领域，立法者有较大的裁量空间，但由于其涉及基本权的限制，仍须根据法律在符合比例原则的范围内形成税法规范。在此领域最主要的注目点，即是涉及平等原则的租税分配原则。③第三层级：可考量租税优惠的部分。除以上两个层级以外的部分，立法者仍得斟酌其他国家社会、经济面的目标，采取若干调节或诱导的租税措施，这些层级的考量即属于租税优惠。但立法者仍须一方面尊重私有财产制、促进整体经济成长，另一方面则调节贫富落差、使得经济弱势者能获得较大的机会得以自我实现。但进行纯粹以“所得重分配“为目的的措施则不为所许，“弥平差距”本身并不具有宪法基础。亦即，“所得重分配”仅为手段、是现象，但本身并非目的，“实现自由发展之基础”才是实质平等之理解的表现。[24]
　　四、相关司法实务的经验——以德国宪法法院判决为例
　　（一）绞杀性租税禁止原则
　　当国家的课税权力过度侵害人民的财产权，导致租税课征发生与征收相同的效果时，足以发生绞杀之效果。所谓“绞杀效果”，特别着重在其经济上意义，当租税课征足以扼杀市场生机，使私领域中的经济活动陷于停顿时，即属违反适当性及必要性要求，并构成对财产权的绞杀。尤其当租税制度过于干预市场，致使纳税义务人在私法上的营业状态已无法持续下去，或者租税课征过重使得纳税义务人对于租税义务的履行限于客观上不可能时，均属“绞杀”的标准典型。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及行政法院在判断绞杀性租税时，以下几种类型被认为属于绞杀性租税：（1）侵害最低生活标准的租税；（2）侵害财产权存续的租税；（3）逾越国库目的的租税与“寓禁于征”的租税。[25]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于1992年9月25日曾就免税额作成如下判决（BVerfGE87.153.169）：“税法就限制自由之作用，应以基本法第2条第1项予以衡量，因此应予斟酌考虑者，系税法对财产权及职业自由范围内中对人格发展之一般行为自由予以干预；在法律上意义，为税法不容有‘绞杀性’效果：受保障之自由权得受（税捐）限制者，仅限于基本权主体（纳税义务人）之私有财产经济效果，但所创造具有财产价值之法律地位，而财产核心部分之存续仍得保有在其手中。”即以“绞杀性”租税作为课税权界限。[26]但由于“绞杀”本身为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亦未见于任何立法，其范围难以准确地予以界定。因此绞杀概念虽一再为德国司法机关所引用，但迄今尚未有任何一条税法条文因构成绞杀而被联邦宪法法院宣布违宪。总之，在1993年以前，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基本立场为，《基本法》上财产权保障，对金钱给付义务不予适用。传统德国宪法法院虽对例外达到绞杀效果的课税有时承认侵犯财产权，但原则上，均认为课予纳税义务，使特定人负担金钱给付义务，只就该特定人总体财产减少，对具体财产权并未侵犯。[27]
　　（二）联邦宪法法院的新动向
　　对于联邦宪法法院的财产权保障不及于税收的传统见解，很多学者进行了批评。早在1956年，　　K.M.Hettlage即将这种不受财产权保障的课税权，称为“社会主义之托洛伊木马”，而为“法治国家之公然缺口”，R.Weber-Fas则称“自由宪政结构中具有危害性之断层”，所有的基本权保障均因此而减损其功能。也有将其称为“基本权保障之自由领域中阿希里斯之踵”、“在基本法立法领域应受宪法拘束之危险断层”，而发展成“不受控制之租税国家”，甚至有学者认为将课税权驯服于财产基本权难题解决为“宪法中最迷人的要求”。[28]总之，德国学者对传统宪法法院《基本法》第14条财产权保障不适用于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只有例外个案达到没收效果时始违宪的见解，均持反对立场。[29]早在上世纪70年代，即有一批宪法学者致力于建构财产权保障，以防杜过度课税，并用以阐明在市场经济与私有财产法制下，税课用以保障纳税人经济自由之功能。受其影响，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逐渐开始转变立场。
1、半数原则的采用。受Kirchhof法官见解的影响，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正式在BverfGE93.121一案中，正式引用并提出了“半数原则”，明确指出国家行使租税课征的权力，依据比例原则所应有的界限：“财产税加上收益税之租税总体负担，应依类型观察法就收入减除成本及其他费用余额后为之，其归于私有与因课税而公有部分，两者比例应接近半数。亦即对于财产收益，国家之手与私人之手最多各取一半”。 这种半数原则是从其《基本法》财产权条款中所导出，财产权的利用，应“同时”有利于公共福祉，因财产权“附有”社会义务，故私有财产应以私用为主，负担租税为附带的社会义务，不能反客为主，超过应有及实有收益的半数。[30]对于半数原则的含义，有学者对之进行了形象的概括，认为是国家基于财政目的所行使之课税权，与人民基本权之保障的对抗结果，形成的一条停战线，双方似得在各自的领域，各取所需。[31]
　　2、最适财产权税课理论
　　从1993年至1995年间，联邦宪法法院第二庭在财产税判决中作了重大变更，不再坚持传统的《基本法》第14条财产权保障不及于税收的见解，并发展出最适财产权税课理论，依各判决其内容归纳如下：[32]
　　（1）财产税方面，只能对具有收益能力的财产进行课税，否则即对私有财产本体有扼杀作用。财产税以“应有收益税”方式存在，对财产权存续保障，并无侵犯。
　　（2）联邦宪法法院注意到对财产课征财产税，虽得以“应有收益税”正当化其课征，但财产的“实有收益”（如土地、房屋租金）仍应课征收益税（如所得税），因此，对财产整体的租税负担，联邦宪法法院提出“半数原则”：财产税加上收益税，其租税总体负担，应就收入减除成本、费用余额为之，依类型观察法，其归于私有与因课税而公有部分应接近半数。
　　（3）从《基本法》第14条中还发展出生存权保障功能，个人及家庭所需要的财产，须予特别保护。对纳税人及其家庭应确保其自我负责、形成个人生活领域的自由空间。因此，就常规或一般水准的家用财产，应予保障而免于税课干预。同时相对应于《基本法》第6条婚姻及家庭应受国法保障，家庭的生活水准应予保障。常规或一般水准的家用财产，在财产税中应予免税；在继承税中亦应予充分免税额。
　　（4）财产税的租税优惠，除了财政目的租税外，社会政策目的租税，在明确构成要件下，因与公共福祉相关，而得以取得合理正当性。
　　（5）基于公共福祉原则，在继承税判决中，引入继承时企业应永续经营理念。企业作为生产力与就业场所，应特别受公共福祉原则所拘束，而附有增进公共福祉义务。是以继承税的课征，不得有害于企业的永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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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泸州市人民政府


泸州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

泸州市人民政府令第48号


　　泸州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已经2007年1月24日市人民政府第39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30日以后施行。


　　　　　　　　　　　　　　　　　　　　　　　　　　　　　　　　　　市长　朱以庄

　　　　　　　　　　　　　　　　　　　　　　　　　　　　　　　　　二○○七年二月二日


泸州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若干规定

　　第一条为促进我市少数民族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和《四川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205号）等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泸州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泸州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四川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认真履行职责，开展民族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教育活动，充分保障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第三条各级人民政府对在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维护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市人民政府和辖有民族乡的县人民政府每届至少要召开一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
　　第四条市、县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在制订和实施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应当把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根据少数民族、民族乡的特点和需要，通过制定优惠政策措施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乡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
　　第五条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充分考虑民族乡公共服务支出成本差异，通过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转移支付以及其他方式逐步加大对民族乡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市、县安排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等专项资金应照顾民族乡和民族村寨。
　　第六条市、县人民政府应设立“少数民族发展资金”、“民族工作机动金”等专项资金，并随着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年增加。
　　第七条县人民政府应当帮助民族乡提高财力水平和财政保障能力，县级财政在确定民族乡财政体制时要充分考虑民族乡的特点并给予照顾。县人民政府原则上不参与民族乡增值税（地方部分）、一般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地方部分）、资源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契税等税种的税收分享。
　　在民族乡从事资源开发利用的企业应当在资源开发地注册，在当地缴纳有关税费并接受税务、工商等行政部门的监督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民族乡在异地办企业向当地缴纳的地方税收收入应当按规定的比例返还民族乡，企业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当支持。
　　第八条市、县人民政府安排的国际组织和国外政府捐赠及优惠贷款，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向民族乡倾斜。
　　第九条市、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协调市内外企业、科研单位、医疗卫生机构、学校和社会各方面力量开展与民族乡的对口支援与协作。
　　县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培训民族乡和乡镇民族村寨的农村劳动力，组织输出民族乡群众外出经商务工并切实保障经商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
　　第十条市、县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扶持民族贸易、民族特需用品和传统手工业品生产，支持民族乡对外开放，发展对外贸易。
　　第十一条市、县人民政府应当从项目、资金上加强民族地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村“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建立和建全农村流通服务体系；加快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农民科技培训，优先安排推广新品种、新技术项目。
　　应当帮助民族乡制订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在生态保护与建设上加大投入。
　　第十二条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帮助和指导民族乡科学编制区域规划、城镇总体规划和风景名胜、自然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古迹等保护规划并在资金、人才、技术上给予支持。
　　第十三条市、县人民政府应当重点支持民族乡和乡镇民族村寨的交通建设项目，加强农村公路建设，提高管理水平。
　　第十四条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对民族地区的邮政基础设施、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给予政策和资金扶持。
　　第十五条市、县人民政府应当从资金、技术等方面大力支持民族乡实施沼气综合利用项目。发展沼气的“一建三改造”工程要重点照顾民族乡和民族村寨。
　　第十六条县人民政府应当帮助民族乡制订公共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建立相应的应急反应机制，强化预防、救助措施并在资金和技术上给予支持。
　　第十七条市、县人民政府根据有关规定和规划，积极争取对民族乡土地开发、矿产资源普查、勘探、远景调查评价和地质灾害防治项目的立项。在民族乡依法开发资源，应当照顾民族乡的利益。
　　第十八条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大对民族乡重大生态平衡、环境保护的综合治理工程及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投入。
　　应当重点扶持民族乡的林业基础设施建设、野生动植物保护、自然保护区建设、林业生态建设、森林资源培育和开发。
　　在民族乡收取的育林基金和森林植被恢复费,除上徼国家的部分外，其余部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程序全部专项用于民族乡林业发展和林业生态环境建设。
　　第十九条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对民族乡的水利、水电和其他能源建设项目优先规划、立项和建设。
在民族乡修建电站和水库形成的库区水面资源，在有利于生态保护和工程管理单位统一规划的前提下，由民族乡优先进行开发利用。
　　在民族乡取用地下水、地表水依法征收的水资源费和对水电装机2.5万千瓦以下征收的水资源费，除上缴国家部分外，其余部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程序全部专项用于民族乡水资源的涵养保护、节约、规划管理和开发利用。
　　第二十条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帮助民族乡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自然、人文等旅游资源，加强民族乡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指导和支持风景名胜区、旅游景点及其配套设施建设，在政策、资金、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扶持。
　　第二十一条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帮助民族乡制订科技发展规划，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加大对民族乡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扶持实用科技成果的试验示范和推广作用。
　　第二十二条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大对民族乡的教育投入，帮助民族乡加快教育信息化建设，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通过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吸引各类人才充实民族乡教师队伍，组织对口支援民族乡发展教育事业。市上设立少数民族教育专项资金，辖有民族乡的叙永、古蔺两县也应当设立少数民族教育专项资金，并随财政收入增长而增加。
　　第二十三条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将民族乡义务教育纳入公共财政的保障范围，对民族乡义务教育投入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对在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的少数民族学生，实行“两免一补”政策。大力推进寄宿制教育。
　　第二十四条市、县人民政府应当从资金、政策等方面支持民族乡建设文化站、图书馆（室）等文化基础设施，保护民族民间古籍、文物，民族民间传统文化。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组织民族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培育和发展民族文化产业，挖掘、培养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人才。
　　第二十五条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帮助民族乡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重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挖掘、整理工作，培养体育人才。
　　第二十六条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和帮助民族乡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加大对民族乡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建立并完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大对民族医药事业的投入，发展少数民族医药产业，保护和科学开发少数民族医药资源。
　　第二十七条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帮助民族乡建立健全计划生育服务网络，通过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少数民族实行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并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给予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支持。
　　第二十八条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对民族乡的社会保障事业给予重点扶持，帮助民族乡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第二十九条辖有民族乡的古蔺、叙永县的政府班子中应配备少数民族干部。与少数民族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部门中应注意配备少数民族干部。
　　第三十条根据省录用、聘用主管部门关于民族自治地方录用、聘用担任主任科员以下及其他相当职务层次的国家工作人员的有关规定，我市辖有民族乡的古蔺、叙永县可在资格、条件等方面适当放宽当地少数民族报考者的条件。根据需要可以划出一定的招考名额或适当加分等措施对当地少数民族报考者予以照顾。具体办法可由录用、聘用主管部门在制定招考公告时明确。
　　第三十一条市、县人民政府指导民族乡制订人才开发规定，采取各种措施培养少数民族各类人才；有计划地选派少数民族干部到经济发达地区交流或者挂职。
要采取各种措施鼓励、优待各种专业人员参加民族乡建设工作，为他们提供优惠便利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第三十二条本规定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各级人民政府民族工作部门负责对本规定的执行情况实施监督检查，将监督检查的情况每年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民族乡对国家和上级人民政府资助的项目、资金，应当按照规定的要求使用、管理，接受上级有关部门的监督。民族乡要大力创造条件，加大招商引资、对外开放的力度，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民间资金的投入，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努力增大非公经济成分。
　　第三十三条对违反国家财政制度、财务制度，挪用、克扣、截留国家财政和上级财政用于民族地区经费的，责令限期归还被挪用、克扣、截留的经费并依法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部门违反省政府令205号和本规定不依法履行职责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
　　各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省政府令205号和本规定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市级有关部门和辖有民族乡的人民政府根据本规定制定具体实施意见并将执行情况向市人民政府报告。
　　第三十六条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