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利益组合关系日趋复杂，不断涌现交织性社会事务。为防止行政管理中的调控缺位和越权，明确责任，减少行政机构职责交叉和执法推诿，提高执法效率，实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是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行政执法体制以及政府机构改革的有益尝试。但是，在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实施过程中，暴露出了诸多问题。为此，应在执法与立法过程中完善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制度。

　　一、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含义及其必要性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将若干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集中起来，交由一个行政机关统一行使；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后，有关行政机关不得再行使由一个行政机关统一行使的行政处罚权。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将若干法律、法规规定的与城市管理领域相关的行政处罚权集中到一个行政机关，不但有效地避免了制度层面存在的职责交叉弊病，而且解决了联合执法行为主体缺失、程序失范、责任不明的法律障碍。[1]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通过对部分行政处罚权的集中，使分散在多个部门的执法权得以在执法职能重新配置的基础上得到有序整合，同时在对其界定、划分、衔接、运用等方面努力形成新的科学体系与制度，执法人员得到精简，但执法力量得到科学的集中，行政执法效能得以提高。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既有利于社会公众对行政处罚行为的监督，也利于促进各级行政机关严格依法行政，对于培植全社会的法治意识、责任意识，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起到积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产生的问题

　　1、立法不明确

　　行政处罚法规定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同时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不能集中由其他行政机关行使。但是，该部法律对可以相对集中行使的行政处罚权没有规定具体领域和具体范围。[2]究竟应当集中行使哪些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到什么程度，对这些问题，即便是国务院及其法制办给各实施城市的批复也只是列举了几大类涉及城市管理方面的行政处罚权，缺乏明确的界定及界定的标准。

　　由于没有法律、法规对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范围作出明确规定，而且，国务院将实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审批权授予省级人民政府。因此，我国各省市许多实施城市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范围不尽相同，有些城市集中处罚权范围已经远远超过其他城市，有的甚至集中了专业性很强的行政处罚权。例如深圳市集中的行政处罚权的范围就比其他城市确定的范围更广，不仅包括市容环境卫生、市政公用、城市规划、环境保护、园林绿化、工商行政、公安交通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全部或部分行政处罚权，还包括文化市场管理、房屋租赁管理旅游市场管理、社会医疗管理、计划生育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甚至涵盖犬类管理、房屋租赁管理、畜禽屠宰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全部或部分行政处罚权。

　　由于对哪些行政处罚权应当集中、也可以集中，全国没用统一规定，各地有不同的认识，导致在实践做法上产生较大的差别。有的城市盲目求大、求全，集中行政处罚权的领域铺得太宽，将一些毫不相关的行政处罚权捆绑集中，结果与各行政职能机关的关系协调困难，纵向的内部管理层次和结构很难理顺，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优势不仅没有表现出来，原有的稳定的管理力量也受到了削弱，违背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初衷。

　　由于对哪些部门的行政处罚权进行集中，对集中行政机关的是全部还是某一部分行政处罚权没有具体规定，极易造成执法误区。如环境保护方面，集中的应是社会生活噪声污染、建筑施工噪声污染、市饮食服务业排污行为的行政处罚权；工商行政管理方面，集中的应是无照商贩的行政处罚权；公安交通管理方面，集中的应是侵占道路行为的行政处罚权；环境保护、工商行政、公安交通等部门还保留其他的行政处罚权。但是，由于缺乏明确规定，已划转的行政处罚权，极易与行政职能机关仍保留的行政处罚权混淆，造成界限不清，并出现新的执法交叉或执法真空现象。而且将部分的行政处罚权从原行政职能部门中分离出来相对集中行使，增加了执法队伍，与“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是相悖。

　　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应是多头执法、职责交叉，主要是针对简单易行的、技术含量不高、显反复的行政违法行为。但是目前各实施城市集中的行政处罚权中却包含一些专业性很强的处罚权。例如环境保护、城市规划等方面的行政处罚权，即专业程度较高的行政处罚权。从环保的特点看：环保的行政处罚与市容、市政、绿化等一般城市管理的行政处罚有一个重大的区别，一般城市管理行政处罚对违法行为的认定较为直观，如乱涂乱画、乱扔垃圾、破坏绿化等，一般不需要专业知识和技术鉴定就能认定，而对违反环保法规的行为如认定噪音超标、水质的测定、空气污染等必须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和相应的检测手段、检测设备。又如相对集中的城市规划方面的行政处罚权，也涉及很强的专业性，非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执法人员所能运作，其结果只能是低效率、低水平的执法。

　　2、行政管理断链、职责划分不清

　　实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要对分别属于各行政职能机关的行政处罚权进行重新配置，各行政职能机关部交出一部分行政处罚权给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实施机关，由其独立行使，变多家执法为一家执法。因此，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具有“权力转让性”。但对行政机关而言，某一项社会事务的行政管理“链条”被纵向切割，即原由一个部门统一行使的行政许可权、日常管理权与行政处罚权相分离，分别由行政职能机关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实施机关行使。在这种新的体制下，实践中出现了相互脱节、监管失控等新问题。

　 “有关行政职能部门与综合执法机关之间的职责冲突，从某种程度上说对执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比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之前的职责交叉问题还要大。”如法律规定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建筑物必须拆除；不影响城市规划的可以没收，并处罚款。是否严重影响城市规划，应由规划部门认定，而有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实施机关不与规划部门沟通，自行处罚。如行政职能机关拒绝或怠于向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实施机关提供作出行政处罚所需要的各种行政许可资料；对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实施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责令相对人限期改正的，行政职能机关不在期限内为相对人补办相关手续，致使相对人无法消除违法状态，以及由于行政职能机关的前期管理存在违法或缺位，造成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实施机关无法有效地依法实施处罚，等等。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实施机关拥有的法定职权是行政处罚权，不包括行政许可、行政收费、行政强制执行等其他行政权。事实上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实施机关所拥有的处罚权已经属于行政管理的末端，尽管处罚权是相对集中了，但这之前的所有行政管理职能都还分属于相关行政职能机关。由于行政管理活动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各个部门之间，从本位利益出发，普遍存在着一种“不买账”的现象。而对于一个具体的行政管理活动，行政管理权和处罚权又多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而旧的行政管理习惯和行政管事职能的分散性，客观上使相对集中后的行政处罚权和其他行政管理权的协调难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

　　行政职能部门行使行政许可权，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实施机关行使行政处罚权，因而两者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监管阶段，也即监督检查阶段。行政职能部门作为主管部门，应当对该领域的事务行使日常的监督检查职责，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实施部门为了行使行政处罚权，也必须对该领域的社会事务进行监督检查，由此出现了监督检查职责的交叉，现俗称“监督检查扰民”。由于责任和利益所致，双方都想把本部门的职责分清，却又都不愿履行监督检查职责，认为监督检查职责都是对方的职责，由此造成了谁都可以管、谁也都可以不管的局面。

　　3、缺少行政强制措施和强制执行权

　　行政处罚权虽然转移了，但是相应的行政强制措施权却没有转移。例如，属于相对集中处罚权范围的违章停车行为、经营户占道设摊行为，由于驾驶证、行驶证、工商营业执照是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法律法规规定只有发证部门才有暂扣这些证件的行政权力，因此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实施机关就无权在查处这些违法案件中行使暂扣有关证件的行政强制措施，缺少应有的执法手段，造成执法不力。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实施机关缺少行政强制执行权。由于处罚权的相对集中，执法机关的执法任务大增、处罚案件也相应增加，需要强制执行的行政处罚决定自然也增加。但由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施机关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行政强制执行权要么仍属于行政职能机关，要么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因而造成或者行政处罚决定无法实现，或者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实施机关花费大量的精力于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或要求行政职能机关强制执行，最终的结果都是行政处罚的软弱、行政效率的低下。

　　三、解决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所产生问题的对策

　　1、专项立法

　　自行政处罚法实施以后，各实施城市为了规范本地的运作，制定了一些规范性文件。但由于一些城市本身没有地方立法权，所制定的文件都是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即使是拥有地方立法权的城市制定了这方面的政府规章或地方性法规，也由于制定这些政府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上无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作为依据，下无现成的立法经验可借鉴，不足以规范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践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而目前国家立法中，除《行政处罚法》对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有原则性的规定外，尚无一部权威性的法律或法规对各实施城市的成功经验予以肯定，并对存在的问题予以明确规范。随着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全面推开，若无国家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全面规范，具体操作将无法依法进行。因此，制定涵盖实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目的、原则、作用，执法主体的设立、性质、地位、职责，执法的具体管理体制、运作方式、执法程序等一系列内容的专门性法律或行政法规，对涉及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规范，也即应当对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进行全面立法。

　　首先，由国务院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制定《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条例》，作为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专门依据，应包括下列内容：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法律性质，即在法律规范中界定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法律性质，以避免在这一问题的法律性质方面发生混乱；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适用范围，对可以实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领域及可以集中的行政处罚权的范围作出确定，尽可能采用列举式与概括式规定相结合，使适用法律问题不再发生混乱。；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执法主体，避免实践中产生事业单位实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现象；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程序规则；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责任规则。

　　其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国务院条例，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对在本行政区域内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方式、步骤、领域、范围及报批程序、机构的设立、性质、地位，执法的管理体制、运作方式、执法程序及与相关行政职能机关的关系等作出具体的规范。

　　2、界定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范围　

　　近些年来，围绕离婚案纠纷中的房屋分割案件越来越多，且处理的争议较大。房产赠与既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中家的概念，又体现合同交易的规则。因此，正确地处理好离婚纠纷涉及房屋“赠与”问题，关系到法律的适用性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房屋赠与涉及不动产产权变动，房屋不动产产权变动按照国家相关法律的规定，需要交纳相关财产行为税。税法的一些细则规定易受国家房产新政等影响，具有一定的税务筹划空间，同时也可能面临一些法律风险。为了便于离婚纠纷中的房产析产，在法院的调处下，当事人双方比较倾向于将房屋赠与给直系亲属和直接承担赡养义务的人，于是法律上诞生了“娃娃房主”概念，这毕竟与成年房主在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方式有很大不同。离婚纠纷中涉及的房屋“赠与”问题不仅仅不在于法律的适用性，而在于案结事了的终局效果，这就考验法官驾驭处理问题的能力。为了便于当事人诉讼中及诉讼后的风险提示，有必要在具体的审判中把握这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以体现司法的能动性。

　　就离婚纠纷涉及的房屋“赠与”问题而言，考验法官驾驭庭审能力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如何撕开“赠与”的面纱。庭审中应防范当事人借赠与房产之名达到非法目的，比如，甲某为了逃避其应履行的债务，于是与其妻子丁某协商将其名下的房产赠与给乙某，故与乙某协商签订了一份赠与合同（背后又签订一份低于市场价的房屋买卖合同），这有点像市面上房地产买卖的黑白合同。后乙按规定缴纳了契税，并办理了房地产权属登记，取得了房地产权证。事后，利害关系人丙某知道后认为该合同有重大瑕疵，向法院起诉，要求判令乙与甲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法院受理后，经查证该房屋确系存在瑕疵，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条关于“赠与人为了逃避应履行的法定义务，将自己的财产赠与他人，如果利害关系人主张权利的，应当认定赠与无效。”等规定，及结合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关于无效产权转移征收契税的批复》（国税函[2008]438号）文件关于“按照现行契税政策规定，经法院判决的无效产权转移行为不征收契税。法院判决撤销房屋所有权证后，已缴纳契税应予退还。”规定，故法院支持了乙的诉讼请求，判决甲、乙原签订的房屋赠与合同无效。

　　关于离婚纠纷涉及房屋“赠与”问题，有必要区分普通住房和非普通住房，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2号）规定：“一、个人将购买不足5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全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超过5年（含5年）的非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按照其销售收入减去购买房屋的价款后的差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超过5年（含5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营业税。根据该通知规定，当事人一般就“赠与”房屋先签订合同再过几年办理过户手续，这样才让房屋“赠与”具有税务筹划的空间。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亲属之间借“赠与”之名实为房屋买卖交易，虽然这在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也要注意如不及时办理房产登记手续，将面临国家房产新政有关房产税的风险调控，以及房价市场波动风险。

　　就离婚纠纷中房屋赠与涉及“娃娃房主”的问题，这当然涉及到“娃娃房主”是否具有房产资格问题。根据《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房屋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依法拥有房屋所有权并对房屋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利的唯一合法凭证。依法登记的房屋权利受国家法律保护。”《民法通则意见》第六条关于“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接受奖励、赠与、报酬，他人不得以行为人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为由，主张以上行为无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二十八条、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分别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了过户手续的，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已将产权证书交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已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赠与人明确表示将赠与物赠给未成年人个人的，应当认定该赠与物为未成年人的个人财产”。由此可见娃娃房主的主体资格应该得到法律的准证。如涉及到处分该房屋的时候，应该从严掌握《民法通则》第十八条关于“监护人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规定，或对未成年财产进行其他的特别保护。

　　（作者单位：江西省武宁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