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执行期间犯新罪，又发现原判决前漏有同种罪，
应如何数罪并罚？

何国保

一、 案情介绍

被告人舒某，男，38岁，汉族，四川省开江县人，初中文化，农民。
1997年，被告人舒某化名王军，因在某地实施盗窃犯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罚金人民币2000元，按有关规定留看守所服刑。同年12月4日中午，被告人舒某趁出所劳动、监管民警疏忽之机逃脱。此后长期流窜于西藏、新疆、湖北、四川、浙江等地，躲避公安机关的追捕。三年后在某站候车室被值勤民警盘问时抓获。经进一步核查其真实身份时，意外发现并证实被告人舒某曾于1980年12月因犯惯窃罪被原籍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于刑罚执行期间内于1981年5月10日越狱脱逃。经监狱部门全力追捕，其同案脱逃犯被抓获归案，但舒某直至1997年5月13日才在某地作案时案发。

二、 分歧意见

对被告人舒某在刑罚执行期间犯脱逃罪，被抓获后发现在南京犯盗窃罪之前，已经处于脱逃状态，应如何数罪并罚？由于我国刑法对数罪并罚仅作了原则规定，但尚未有明确的司法解释可供遵循，因此存在着四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考虑到97年12月4日以后所犯的脱逃罪，（下称新罪）与81年5月10日以后所犯的脱逃罪，（下称漏罪）系同种罪，且两个罪的性质、所侵犯的客体以及行为特征相同，系刑法理论上所称的继续犯，按照司法通例，不实行数罪并罚，可作为从重处罚情节。因此应对所犯新罪作出从重判决，按照刑法第71条规定，与前两个尚未执行完毕的相加刑罚，依照刑法第69条规定，酌情决定执行的刑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考虑到脱逃犯罪的行为人主观恶性程度及抗拒改造性的因素，可以适用相加原则，且象脱逃罪这样的特殊罪种，虽然是犯同种罪，也应数罪并罚。即对漏罪和新罪分别作出判决，然后将漏罪与80年原判刑期，按照“先并后减”的并罚原则决定刑期；将新罪与97年原判尚未执行完毕的刑期，按照“先减后并”的并罚原则决定刑期，最后将两个决定刑期，依照刑法第69条限制加重原则的规定，酌情确定应执行的刑期；
第三种意见认为：应当将漏罪和新罪分别判刑，然后按照刑法第69条的限制加重原则酌情决定刑期，且与原判两罪的宣告刑期采取限制加重原则并罚，决定应当执行的刑期，最后减去两原判决已执行的相加刑期；
第四种意见认为：应将漏罪作出判决，与80年原判决尚未执行刑期，按照“先减后并”的方法决定刑期，再将新罪作出的判决，与97年原判决尚未执行的刑期，按照“先减后并”的方法决定刑期，最后将两决定刑期按照刑法第69条限制加重原则，决定被告人应执行的刑期。

三、 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四种意见。
罪数与量刑，在刑法理论上颇有争议。我国现行刑法虽然规定了数罪并罚的三种情况及不同的并罚原则，但仍满足不了当前错综复杂的司法实践。这就要求在坚决执行刑法的罪刑相适应基本原则以及数罪并罚原则基础上，结合犯罪情节、社会危害性程度等因素，来决定如何数罪并罚。
笔者以为，本案的分歧焦点主要是：二个独立的犯罪行为触犯了同种罪，是适用“从一重罪处断”还是适用数罪并罚？继续犯能否适用数罪并罚？如果能适用数罪并罚，采用何种并罚方法最能反映出本案的特点？最能体现出罪刑相适应原则？
1、我国刑法第316条所规定的脱逃罪，只要是依法关押的犯罪嫌疑人、罪犯，从监管改造场所（包括经批准从监管场所外出，在警戒监管下劳动改造的地点）逃走，即构成该罪的既遂。而且只要该罪犯未归案，其脱逃犯罪行为一直呈持续状态，刑法理论上称该状态为持续犯或继续犯。从整体上看，该持续状态只是一行为，直至该罪犯归案，这种持续状态才终止，所呈的脱逃行为为一独立行为，按司法实践以一脱逃罪处断。第一种意见结合本案被告人舒某在97年所实施的脱逃犯罪，认为与81年实施脱逃犯罪在犯罪表面形态上看是独立的犯罪行为，触犯的是同种罪，且犯罪目的、性质、行为等基本相同，因此不论是同种数罪或者继续犯，都应以“从一重罪处断”。
但是，对同种数罪或继续犯是否并罚不能一概而论，应当根据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区别对待。笔者以为，把握本案中具有的与一般继续犯罪明显不同的特点，是判明这两个独立的脱逃行为具有刑法上的实质意义。（1）两个行为间有实际意义上的中断。即中间隔有97年在南京北站所实施的盗窃犯罪，从而成为刑法意义上的两个相对独立的行为，是同种数罪。（2）两个独立的行为犯罪动机和实质内容不同。81年的脱逃罪是在监狱内，受他人唆使，跟随越狱脱逃的。而97年所犯脱逃罪则是在判决前获息其妻与他人关系暧昧，产生报复心理而决定趁监管民警疏忽之机脱逃。由于两个行为的犯意不同，因此在形态上表现为相对独立的两个行为，其之间没有刑法意义上的继续关系，也属于同种数罪。（3）行为在时间上没有持续性。即漏罪与所犯新罪之间在形式上具有中断性。刑法第89条规定犯罪行为有连续或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的含义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4）脱逃的地点、环境不同。因而本案被告人舒某虽然在客观上实施了性质相同的犯罪，由于相互间不具有必然的继续性，如果按一罪“从一重处断”就极有可能轻纵犯罪，所以应以数罪并罚论处。第一种意见认为漏罪和新罪系同种罪应当以“从一重罪处断”的处罚原则显属偏颇。
2、构成脱逃罪的前提依据是实施了犯罪行为而获刑，并在刑罚执行期间内逃脱监管、羁押。本案被告人舒某所实施的漏罪，相对于所犯的惯窃罪而获刑为基础的，因而理应首先与原判决（即惯窃罪的判决）并罚，再考虑新罪的并罚问题。据此，本案被告人舒某实施的漏罪和新罪，应当分别联系80年的惯窃罪和97年的盗窃罪各自实行数罪并罚。当然，在对漏罪和惯窃罪的判决实行并罚时，必须充分注意以下两个关键问题：
（1）鉴于原刑法第161条第1款规定：依法被逮捕、关押的犯罪分子脱逃的，除按其原犯罪行判处或者按其原判刑期执行外，加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第2条规定：劳改犯逃跑的，除按原判刑期执行外，加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即在原判刑罚的基础上加刑，两者是绝对相加，而不实行并罚。但最高人民法院在83年12月30日的司法解释对此作了具体明确而相反的规定：犯罪分子脱逃的行为构成脱逃罪时，应依照刑法第161条的规定治罪，并按数罪并罚的原则处刑，且现刑法则取消了“加处”的规定。第316条第1款只规定：依法被关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脱逃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很明显现刑法对脱逃罪的惩处要比原刑法和人大决定轻，按照“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对被告人舒某在81年所实施的脱逃犯罪行为的量刑依据是现刑法应当是正确的。
（2）比较原刑法和现刑法对数罪并罚原则的规定，在内容上未作任何改变。因此应当严格遵循刑法所规定的并罚原则，即对漏罪按照刑法“从轻”原则、依据刑法第316条第1款的规定作出判决，与80年原判刑罚没有执行完毕的刑期，按照刑法第71条的规定，实行“先减后并”，酌情决定刑期；同理，对新罪依据刑法第316条第1款的规定作出的判决，与97年原判刑罚没有执行完毕的刑期，实行“先减后并”的并罚原则，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第二种、第三种意见认为按照“先并后减”的并罚原则或者按照刑法第69条的规定决定刑期，显然违反了关于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犯罪的这一限定性并罚原则。
3、犯罪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大小，是决定刑罚轻重的重要依据，罪刑相当，罚当其罪。其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主要是在量刑和数罪并罚中得到体现。当然在考虑犯罪事实和犯罪社会危害性大小的量刑决定性因素外，还应充分考虑被告人的犯罪情节、主观恶性程度深浅、接受改造的难易程度等对量刑起重要作用的诸因素。
本案被告人舒某从80年初次犯罪开始至2000年底被抓获止，所经过的四个独立完整的犯罪形态中，反映出的犯罪情节越益严重、主观恶性深和难于接受改造的基本特征，因而在裁量刑罚上必须将这些重要因素充分反映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罪重则刑重，罪轻则刑轻，罪刑相当，罚当其罪。为此，只有将两个“先减后并”所决定的刑罚最后按照刑法第69条规定的总和刑期以下，数罪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也就是对被告人舒某最后决定执行的刑期，才能真正反映出本案特点与贯彻罪刑相适应基本原则的较完美的结合。











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


关于印发《规范电力行业协会服务和收费行为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电监办〔2008〕40号


会内各部门，各派出机构，各直属事业单位，中电联：

《规范电力行业协会服务和收费行为专项治理工作方案》已经会党组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依照执行。




二○○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规范电力行业协会服务和收费行为专项治理工作方案



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提出，要“规范行业协会、市场中介组织服务和收费行为”。最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九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行业协会、市场中介组织服务和收费行为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发改产业〔2008〕2351号）。根据《实施意见》的要求，现制定规范电力行业协会服务和收费行为专项治理工作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规范行业协会服务和收费行为专项治理工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依法行政、加强监管、严格自律、规范发展”的方针，集中整治当前行业协会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快健全规范发展的长效机制，促进行业协会健康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要用一年左右时间，解决行业协会服务和收费不规范、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使服务质量明显提高，会员满意度和社会公信力明显增强；用两到三年的时间，理顺政府与行业协会关系，使政策法规比较健全，监管体制比较完善，自律机制得到加强，行业协会规范发展长效机制基本建立。
二、工作范围
这次专项治理规范工作的范围是：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包括所属分会和代管单位）的服务和收费行为；中介机构接受委托为电力业务许可工作提供的服务和收费行为；在行业协会中兼职的电监会及派出机构工作人员。
三、主要任务
（一）集中整治电力行业协会和市场中介组织下列四类问题：
1、行业协会违法违规强制入会、摊派会费、强行服务，未按照规定履行批准程序举办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或者违反有关规定提供展览会、交易会、研讨会、培训、出国考察等方面服务的，以及违规设立“小金库”、乱收乱支的。
2、行业协会违反民政部等六部门《关于规范社会团体收费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发〔2007〕167号)规定，依靠代行行政管理职能或凭借垄断地位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增加企业和社会负担的。
3、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违法出具认定报告或出具虚假认定报告，借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市场中介组织提供虚假信息、搞恶性竞争，违反商业道德、严重侵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
4、社会中介机构在依法或接受委托授权实施认证、检验、鉴定以及举办资格考试等，不执行国家收费政策规定的；依据委托、授权的行政职能，或与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行业组织联合下发文件或协议，强制或变相强制委托人购买指定产品或接受指定服务并收费的；以及对委托人进行价格欺诈的。
（二）集中规范下列政府行政行为：
1、坚决纠正将特定行业协会和市场中介组织的服务作为行政许可的前置条件，进行指定服务；坚决纠正干预行业协会和市场中介组织依法自主开展活动等行为。
2、严肃查处电监会机关、事业单位和派出机构把行业协会作为自己的“小金库”，利用其资金或借用其账户滥发福利，以及公务人员在行业协会和市场中介组织无偿占用财物、报销个人费用等问题。
（三）重点健全以下长效机制：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规范发展行业协会和市场中介组织的精神，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7〕36号）等文件的要求，着力做好以下工作：
1、加强自律机制建设。健全行业协会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加快建立行业协会评估和优胜劣汰的退出机制；建立健全行业协会财务管理、财务核算和资产管理制度。
2、加快推进政府与行业协会、市场中介组织分开。进一步把应该由行业协会行使的职能交给行业协会，建立政府购买行业协会和市场中介组织等服务的制度。行业协会要从职能、机构、工作人员、财务等方面与政府及其部门彻底分开。
3、完善监管体制。探索逐步建立健全科学、规范、有效的监管体制，调整和完善行业协会的代管关系。
四、具体步骤
规范行业协会服务和收费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调查研究、制定方案（2008年9月底前）。对行业协会和委托市场中介组织的服务和收费行为、对非法干预行业协会和市场中介组织等行政行为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找准问题症结和工作的切入点，制定集中整治和长效机制建设工作方案。
第二阶段，自查自纠、集中整治（2008年10月至12月）。组织开展本单位自查自纠和集中整治，明确自查自纠和集中整治的程序和处理方式，对发现的问题区分情况，有的进行自纠整改，有的由有关职能部门依法纠正处理。
第三阶段，建章立制、规范管理（自2009年1月起）。在推进集中整治的同时，在职权范围内组织制订相关制度，推进规范发展。对委托市场中介组织服务和收费行为作出规定。
以上三个阶段，每完成一个阶段，有关单位要将工作情况写出专题报告。
五、工作要求
规范行业协会服务和收费行为专项治理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工作要求高、责任重大。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把专项治理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严格落实责任制，保证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坚决防止走过场、搞形式主义，务求专项治理工作目标的实现。
（一）加强组织领导。电监会成立规范行业协会服务和收费行为工作小组，负责统筹安排，进行工作指导。工作小组成员如下：
组 长 王禹民（电监会副主席、党组成员）
副组长 江岩（电监会党组成员、纪检组长）
成 员 谢振华（中电联党组书记、常务副理事长）
陈群（电监会办公厅主任）
张燕敏（电监会资质中心主任）
李晶华（电监会监察局副局长）
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承办具体工作，搞好沟通协调。办公室主任由李晶华兼任，抽调办公厅、人事培训部、监察局、资质中心和中电联各1名处级干部作为办公室工作人员。
（二）明确责任分工。中电联负责行业协会及所属分会、代管单位的专项治理工作，加强调查研究，制定具体方案，围绕工作任务开展自查自纠和集中整治，建立健全长效机制。资质中心要对委托行业协会和市场中介组织进行电力业务许可服务及收费行为进行认真清理，研究提出规范意见。电监会派出机构要协助做好监管范围内电力行业协会的专项治理工作，并对委托行业协会及市场中介组织服务和收费行为进行集中整治，纠正工作人员在行业协会兼职问题。
（三）加强监督检查。工作小组要加强对专项治理工作的监督检查，充分发挥群众民主评议、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严肃查处违规违法案件，对典型案件进行公开曝光，确保专项治理工作顺利推进。